崔建平

　　在哪里呀？在外面。干什么？吃饭。和谁在一起呀？客户。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太吵了，没听见。

　　这番手机对答，表面看来皆属言不及义的废话，实则包含微言大义，其中蕴藏无限的可能。你常问，他常说。不宜深想，想多了心惊肉跳。当然，更经典的当数《手机》中的一番“嗯嗯啊啊”———

　　开会呢？对。

　　说话不方便吧？啊。

　　那我说给你听。行。

　　我想你了。噢。

　　你想我了吗？嗯。

　　昨晚你真坏。嗨。

　　你亲我一下。啧。

　　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听见了。

　　这番精彩对答，接听的一方波澜不惊，手机那一头却风光旖旎。如此容易被拆穿，只能说明，生活陷入太多的俗套，连调情也未能免俗，人生需要大量的谎言，而谎言总如此雷同。

　　手机，最初的绰号叫做“大哥大”，通常握在港台影片中的黑社会老大手中，故得此名。此类手机状如砖头，重量惊人（与如今的手机相比），身价骇人，附加功能是作为防身武器，具备相当程度的杀伤力。“大哥大”传递的虽不是什么好话，但尚未沦为谎言的渊薮，最多是直截了当的几句“信不信我砍了你”！女士们出于爱美之心，对粗拙笨重的“大哥大”不甚喜欢，持有量极少。那时的手机，是雄性社会地位的标志。打手机的人，通常声震四方，挥斥方遒，气壮山河，即便在搞阴谋，听起来也像“阳谋”。

　　倘若手机只是男人之间的事，它的功能自然比较单一。等它沦为女士们的爱宠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变成了爱情的媒介。爱情与阴谋，向来产生大量的谎言，尤以前者为甚。所以，手机的地位日益凸现———幽期密约是它，传情达意是它，东窗事发是它是它还是它。

　　对人类整体而言，手机带来的便利与利益堪称伟大，负面影响几近于无。对人类个体而言，就不能如此断定。《手机》中的严守一，因为手机，丢了老婆，没了孩子，失了工作，一步步地将自己逼入绝境。同样道理，璩美凤女士肯定痛恨针孔摄像机，黄健中导演肯定痛恨录音机。

　　《手机》中的费墨，深情地怀念农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好啊，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现在人与人太近了！刚撒个谎，一个电话就验证了———这时的手机就变成了要命的手雷。说实在的，这种怀念实在矫情，而且消极。以陷入沸沸扬扬的“绯闻”中的黄导为例，他或许也像费墨一样，不免怀念农业社会，但决不想回到农业社会。那时没有电影，他也做不成导演，不是导演也就没有女演员送货上门。正确态度是，继续完善手机技术。手机厂家可根据《手机》中揭露的ＢＵＧ，推出指纹加密语音识别等技术，非本人使用，则手机自动锁定，或者自我毁灭———这有点像007的电影道具。但如果我们找的老婆或老公像间谍，此类技术就用得上。

　　某篇文章称，手机是这个时代的圣物。我部分同意这个论断，从手机带来的便利讲，的确如此。但我们更应该将手机视作玩物。在技术尚未进步到如我们期望的时候，要学会宽解安慰自己。譬如说，允许亲爱的有一定的隐私，未经允许不要偷看对方手机。短信里什么过火的玩笑话都有，真真假假，你既不是包青天，也不是福尔摩斯，就别妄加推断。

　　要用严守一的口气告诫自己：做人要厚道，别顶着麻烦上。更不要被一部用心险恶的小儿科电影折腾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一打电话关机或不在服务区，脑中马上浮现鬼混场景。想象力极度丰富，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