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见”过梁思成的人(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29日10:51 南方周末

　　王军与曾力，两个职业完全不相干的人，因为与一位建筑大师的神交而站到一起。

　　他们共同迷恋的，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

王军在北京老城拆迁的废墟前　于健　摄影　　本报见习记者　徐楠　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2003年年底，一本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名为《城记》的书产生了意外强烈的反响。之所以说它意外，因为这本书中的大量篇章是纯粹的史料连缀，涉及到许多建筑学、城市规划中的专业问题，并非普通读者所能轻易读懂，然而《城记》出版不久就登上了三联的销售排行榜，《文汇读书周报》更是将其评为“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

　　这是一本详尽记载建国以来北京建城史的历次论争，收集了大量城市规划图、画稿和历史照片的倾心之作。围绕着这个古城拆与保的论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现象。《城记》通过大量文字及口述史料的铺陈，使得日渐模糊的往事清晰可见。

　　对于现任新华社主任记者的作者王军而言，这同样是一本意料之外的作品。

　　王军本想完成的，是一本《梁思成传》。2001年是梁思成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向王军约稿，希望得到一篇论文，可王军没法收住自己的笔，从几千字到20万字，直至60万字，最后做成了北京城变迁的一段历史。

　　这本书，王军至少铆足了十年的劲。

　　一座古城与一位记者的宿命

　　1991年，在北京完成大学学业的王军住进了位于东城区菊儿胡同的新华社宿舍，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走下搬家的车，看着满眼望不尽的古老胡同，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十余年后他说：“那几年完全不懂这个城市。也曾经登过几次景山俯瞰全城，但那时候可以说眼睛完全是‘瞎’的，什么也没看见，还以为像故宫这样的建筑，不就是让一个老地主住的吗？怎么比得上现代的建筑呢？”

　　直到发现自己住处的两个汉白玉门墩，接着听说这里曾经是荣禄的花园，他的好奇心萌动了。

　　在新华社工作，王军最初的志趣是教育报道，结果却很不情愿地被安排到了“城建”这条线上。他没有意识到，这条线，连接着他此后或许要追寻一生的方向。

　　顺着这条线，他结识了老舍先生的长子舒乙，这才知道，在老舍先生的小说里，人物都是虚构的，房子却都是真的。照此线索寻访，就找到了大赤包的房子，找到了祁老太爷的房子。

　　顺着这条线，他来到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在那里查阅周家兄弟的文章，在那里听周家的老仆人讲旧事。

　　得知二环路是拆城墙建出来的，王军“吓坏了”，写书的念头由此产生，那个时候震撼他的，还仅限于古城墙与二环路的历史。

　　后来听说八道湾11号要拆了，他赶快展开调查，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那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笔，帮北京保住了一处老房子。

　　推土机在老城区里开动了。拆与保的漩涡一下子把这位年轻的记者卷了进去。“这种滋味真不好受。”他说，“北京古城的建造被称为世界奇迹，中国从元代以来的都城历史仍真实地活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可是我们能看到的却越来越少了。”

　　从此，一处处古老建筑的逝去，开始伴随着一位记者孤独而倔强的身影。现实的困惑迅速把他逼入了历史深处。“我发现，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求解现实，不认识现实也无法认识历史。”

　　在各种典籍和史料中，王军不断看到梁思成的名字。

　　采访过的建筑师、规划师越来越多，对建筑和规划领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上世纪50年代初“梁陈方案”被否决的史实，最终成为《城记》的切入点。那次决策对北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梁思成，是那场公案最重要的主角。

　　王军意识到，说北京城的事情，就绕不开梁思成。

　　“你是一个见过梁思成的人”

　　1993年，他试图真正走进梁思成，开始大量收集和积累资料。那时，他已经数次造访过梁思成的夫人林洙女士，他整理的厚厚一本采访记录给林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7年一冬，王军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清华大学。他用两周时间读完了林洙收藏在家中的梁思成笔记手稿。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林洙从食堂带回午饭，他吃完了一抹嘴，转头继续去读。

　　接下来的时间在建筑学院的资料室度过，早上带块面包，中午让工作人员把自己锁在里面，或者去中关村的大街上吃露天售卖的盒饭。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像天书，需要破译”，专业术语和常用语都有大量的缩略表达，有时候提到一个人，只以姓氏的一个字代称。这样的一个字，曾让王军琢磨半个多小时。虽然林洙老师会给他帮助，但这依然是“大脑严重受伤”的劳动。

　　王军对林女士充满感谢，而林洙说：“你没有必要感谢我，那些笔记很多人都看过，当年，红卫兵天天来翻，可是他们都看到了什么？！”

　　为梁思成作传的愿望日渐强烈。

　　从1999年开始，王军每年驾车到山西、河北等地，重访梁思成的考察足迹。他说：“如果不是这样，我没资格写梁思成。”

　　1999年国庆，在河北正定，王军辗转问了三十几个当地人，才找到五代时期的文庙。庙宇被用作一个单位的办公场所，他没跟看门人打招呼，从侧门走进去，马上惊呆了———“斗拱硕大，屋宇轩然”，传说中已遭拆毁的文庙，“还在”。当年梁思成寻访至此的时候，此地是一家女子学校，由于担心繁杂的手续旁生枝节，梁思成带着助手冲了进去。两人正在院子当中惊叹不已，身后一个老人跑过来：“这是女子学校，你们两个男的怎么进来的？”回想自己在历史记录中看到的片断，王军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说那是自己“特别奢侈”的一天。“这地方，是我跟着梁先生一块闯进来的。简直想赖着不走。”

　　他到国家图书馆去查找报刊资料。上世纪40年代的《中央日报》、《议事报》、《大公报》，解放后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一张挨着一张查找。微缩胶片资料室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是时光流逝的感觉。”

　　“梁思成”三个字一跳到眼前，他就马上抓住。他说：亲自完成这工作特别重要，不能由别人代劳。只有自己通读，才会对文章和事件出现的特定时间有所感觉。

　　梁思成日记、工作笔记和“文革交代材料”的首次披露，成为《城记》最可珍视之处。

　　林洙女士看完书稿后给他打电话，说着说着就落泪了：“你是一个见过梁思成的人。”

　　让人们心里痛一下

　　《城记》中充满了那个年代的文章、信件、笔记节选，所有的资料都有据可查。王军强调：“一个城市的问题是可以用数量方法分析出来的，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够超越个人好恶或单纯的‘思古之幽情’。《城记》这本书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以北京城的空间演进为背景，《城记》的时间坐标，由“梁陈方案”、城墙拆除、“批判复古主义”、“整风鸣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关键词连缀而成；而完成历史勾连的，是一批那个年代的建筑师、规划师。没有评论或抒情的语句，有的只是史实的讲述和史料的连缀。王军说：“对于北京城的问题，发言的是他们，我就像个主持人。”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只是“拿出等号左边的东西”，至于“算式”的结果，每个读者都会自己得出结论。

　　“与计划中的《梁思成传》比较，也许《城记》更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开始。”

　　书出来了，王军并没去关心销售数字，只是有一次在外语学院附近的小书店面，看到自己的书与一些走俏的光盘和书籍摆在一起，他禁不住好奇上去询问。看店的中年妇女不假思索：“卖得好着呢！”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意外。

　　王军说，写这本书，他只想拯救自己。“这一天我只有出发了，晚上才睡得着觉。”

　　借助《城记》，他想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历史不是在大气之中运行着的，必须把它还原到大地上，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地触摸，并感受到它的温度。

　　王军走过的，正是北京城面貌巨变的十余年。他说：“这几十年一直在把新北京盖在老北京上面，其后果今天已能清楚地看到。文化方面的巨大损失姑且不谈，仅从城市的功能来看，正是应了当年梁思成说的那句话：没有实现全市的平衡发展。”

　　被建筑学界称为“摊大饼”的城市生长模式，今天还在继续，并越来越急速地吞噬着北京的原貌。王军说：“北京正在消失。如果读了《城记》，大家心里都痛了一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