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陶忠辉 实习生郁丽佳

　　（一）

　　新年伊始，江城劳动力市场人气较往年大跌，甚至出现了万余空岗待人现象（见本报1月30日C1版报道）。

　　连日来，记者在三镇街头发现，来江城找事做的民工较往年人数明显减少。

　　来自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的消息称，今年该市民工进入量约为50万人左右，而去年是百万之众。

　　“势头比去年差多了，现在场内求职的不过千把人！”硚口区劳动力市场负责人詹光汉昨说。去年，该市场每天接近3000人，场外排着四五百米的长队。

　　而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依旧“人气冲天”。交通部门介绍，武汉至广州、深圳、上海、温州、福州等地三天内的座票均告罄。

　　对武汉来说，大量民工为何“过门而不入”？

　　（二）

　　“武汉工资收入较低，一个月只有400来块，去年打了一年工，基本上没有挣着钱。”元月31日，在武昌火车站等票南下的李辉对记者说。他是天门市黄滩镇黄毛河村人，今年决定随村里人一起到东莞去。

　　“去年挣了个几万块吧！”通山县南宁镇51岁的陈栋梁笑道，今年他带着老婆、儿子一家三口，从武汉转车继续到温州“淘金”。

　　“在武汉不是找不到工作，400元以下很好找，500元以上得慢慢找。”在硚口区劳动力市场，来自仙桃的殷超说。

　　“像候鸟一样的‘民工潮’，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张‘晴雨表’。”武汉市经济研究所王兴昌说，市场经济直接的利益驱动，使大量民工涌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武汉一直是民工大军的“中转站”。后武汉作为我国经济东引西联的“桥头堡”，对民工由“过渡型”向“吸纳型”的转变。特别是近6年来，该市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912．3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662．4亿元，这为吸纳外来务工者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与沿海发达地区比，经济发展仍有一定差距。

　　资料表明，经济差距直接导致分配差距。“打工者收入偏低，是制约民工进来的最主要因素。”王兴昌说。

　　（三）

　　谈到“舍近求远”，准备赴福州打工的天门人方涛说：“那边老乡多，打电话叫我们，就决定过去。”

　　他的同伴小张补充道，上世纪90年代后，一批老乡陆续到福州，从水电安装到室内装修“一条龙”服务，在当地逐步站稳了脚跟。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情的认同，使民工往往结伴出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出打工者多是在老乡的“传、帮、带”下走出家门的。

　　也有不少人是因“吃过亏”，才离开武汉。“钱少也就罢了，辛苦了一年到给工钱时老板还要拖着。”1997年在武汉建筑工地干过活的黄冈人李冬蓉，如今在广州做水电安装工，每月收入2000元。“广州老板爽快多了，总能按时付工钱。”

　　红安县的刘建军从怀中掏出一张欠条。年前，他在武汉工地干活，头和腿都受了伤，老板承诺的3000元工伤费迄今仍是分文未付。“我现在准备到宁波去。”他的眼中，武汉成了“伤心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的背后，缺乏的是对民工的认同感。这对把劳务、智慧等献给城市的外来人，是莫大的心灵伤害。

　　“活儿脏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我们就怕别人‘门缝内瞧人’。”在汉正街打了5年工的安陆民工张培启说：“总觉得与这座城市有点‘油水不粘’。”

　　省社科院陈继勇教授指出，只有当整个城市的民众以一种健康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人员，外来者才有可能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活跃，激发更大的能量。

　　我们真心希望大武汉，能对民工释放更多的热情让他们在这里多作停留，找到“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