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记者前往南京火车站采访，路过车站西侧人行天桥时，发现天桥下避风的地方有一个“家”，里面居住着3个民工，他们的衣物和被子晾晒在天桥栏杆上。在附近公交车站旁卖盒饭的师傅告诉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打工的民工，因为去年没要到工资，工地上又没地方住，所以就住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不少天了。大过年的就在这种地方过，真让人心酸，他有时看他们没饭吃，就送几盒饭给这几位民工。
天寒地冻，就这样半露天地宿着过年，没有温暖的家，没有家人的关怀，没有热腾腾的饭菜，他们过了怎样一个年？他们为什么流落异乡，苦苦度日？这3名打工者对记者的询问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在“小窝”边的水池里洗衣服和毛巾，完了就把衣服挂在路边栏杆上。由于天色已晚，记者只得离开了。
昨日下午，记者专程来到火车站寻访那3名打工者。原先他们临时的“家”已经人去“室”空，问了周围的人，别人都很茫然。就在失望之际，记者突然发现在天桥另一侧的路牙边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小伙子正是上次遇到的3位打工者当中的一个。小伙子还认得记者，记者蹲在地上和他聊着家长里短的话题，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小伙子姓王，来自徐州农村，今年23岁，是家中的独子，戴着顶旧皮帽，遮住了头上包扎伤口的纱布。自尊的小王始终不肯告诉记者他是徐州什么地方的，记者也就没有追问。一个装棉被的旧旅行包、一个泡着些茶叶水的大饮料瓶、一把雨伞、几张报纸，这就是小王的全部家当，茶叶不知泡了多少遍了，是路人给的，伞用来挡雨，免得头上的伤碰到水发炎，报纸也是人家看了不要丢给他的。小王说，他很喜欢看报，到了南京近十天了，什么工作都没找到，看看报纸打发打发时间。现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也用光了，想想还是先回家算了，毕竟南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出个事都没人照应，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个想法。天天坐在火车站广场也不是办法，他们就每天在车站捡饮料瓶子，拿到垃圾回收站去卖，一个瓶子卖一毛钱，每天能捡一百多个瓶子，小王说回家的车票是七十多块钱，他现在已经赚了一些，还差五十块，等凑足了钱就回家。就是这样的状况，他还不敢告诉家人，怕父母亲难过。
小王告诉记者，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做过搬运工，也在饭店、冷饮厂干过杂活。去年，他在南京建宁路一个电焊铺子找到一份工作，谈好工资是每月400块钱，老板对他倒也不凶，人看上去蛮好的。但老板每个月只给他不到300块工钱。为这事，他们找过派出所，派出所让他们找劳动局，但劳动局说没有劳动合同不好办。去年11月，眼看就到年底，几个打工的兄弟都急了，商量好一起去找老板要工钱，谁知老板不认账，情急之下就打了起来，结果老板用铁条把他头砸破了。说着，小王摘下帽子给我们看他头上缠的纱布胶带：“打工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都寄回家给父母了，受伤后也没钱治病，到医院也没缝针，就简简单单把伤口清理包扎了一下。医生说我命大，身子骨好，现在伤口已经自己长起来了。”
头上裹着纱布的小王后来回电焊铺找老板时，店铺已经关门了。打老板的手机，电话总是关机，找房东，房东又说老板还欠他房钱没给。他那没要到的工钱算是打水漂了，小王欲哭无泪。小王说他现在有经验了，凡是对工人好的老板都是骗人的，不会给工钱，反倒是对工人凶一点的会给足工钱。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又想找一些其他的活干干，赚些钱回家孝顺父母。可年底大部分工地店铺都不要人，小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这样拖着拖着，眼看就要过年了，摸摸瘪瘪的口袋，越想越不是滋味，回家如何面对父母亲友？再说，回去路费也要花百十来块钱，这样回家后身上可就真的是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过年了，身上没钱，又没地方住，一个滁州的工友将他拉回家一起过年。在工友家待到年初二，他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就乘车回到南京。下了火车后，发现了天桥下这个避风的地方，就暂时在这住着。但一到晚上还是冷得不行，风像刀子往骨头里面钻，一层薄薄的棉被裹在身上根本无济于事。后来，他们发现附近商场的大门过道晚上可以进去睡觉，那儿好歹还有帘子挡风遮雨。
小王告诉记者，像他这样因为赚钱不多不好意思或者不舍得花费路费回家，而又因为春节工地店铺歇业找不到落脚之处流浪在外的人多了。“你看旁边躺着的那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是南方人，去年在南京打工，工钱没拿到，心灰意冷，回家不知道怎么面对老母妻儿，觉得没有面子，就没回家。老汉比我还惨，从大年三十一直到现在，都是在这冷风飕飕的天桥下过的。”小王说，这里经常有警察过来，听说他们的遭遇后很同情，也不撵他们走，有时看他们没吃饭，还会送饭给他们吃，他们很感激。谈及有什么打算时，小王说，以后还是要出来打工。如果再遭遇“黑心老板”怎么办？小王低头不语。本报记者石小磊 陈迪晨天桥下，成了三人临时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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