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是一个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十分看重的人。被抓获后，他一遍遍地整理衣服，衣扣一定要端正，衣角一定要平整。尽管平时他大都睡在公园里、车站前，但衣服稍微一脏，就去住旅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洗洗衣服。

　　他狂妄地叫嚣“你们不能把全部案子都往我头上堆”，“有证据，我就认。没证据，也别吓唬我”，“我知道DNA是科学，它的准确率不就是99吗？我就是那1！”

　　当他开始供述自己曾经犯过的罪恶时，脸上始终堆着笑，他把杀人当成追求刺激的载体，把用抢来的钱去嫖娼当成寻求幸福的手段。当民警在讯问的过程中，要求他把所有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交待出来时，杨新海透出一脸的不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还说它干啥？”

　　在杨新海的脑子里，父母的恩情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觉得父母没有尽到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没有让自己读完高中，甚至没有钱给儿子娶媳妇；兄弟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因为在他两次被劳教，一次被判刑的过程中，另外的五个兄弟姐妹，连一分钱都没有接济自己；朋友的情意更是不可靠的，那个海誓山盟要嫁给他的姑娘，不是在自己劳教释放后嫁给别人了吗？

　　他的报复心理十分强烈，他开始杀人是因为两个女人：一个甩了他，一个因拒绝他的侵犯咬掉了他的舌头。他对金钱有一种贪婪的追求，但是却又对分币和角币从心理排斥。有几次，他在入室杀人现场，抢到了几十元的零钱。当他觉得远离危险之后，又毫不痛惜地将它们抛撒到风中。

　　一次，杨新海嫖娼时，小姐一定要求他戴安全套，这让他觉得是一种侮辱。于是，就要找一种不受“限制”的泄欲方式，这也为他杀人奸尸找到了借口。

　　他在石家庄杀人又是另一种情况，那是因为他想找“小姐”时，让人家骂他是“放屁”了，于是，四条原本鲜活的生命，被野蛮地剥夺了生活的权利。

　　有一位民警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那些被你杀死的人？”

　　“我没想过。”这个回答，让人感到彻骨惊怵。

　　“你觉得他们该死吗？”“我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社会？什么叫社会？跟我有关系吗？”

　　“你出狱后，没想过走正道吗？”

　　“想过，可是谁领我走正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