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告倒省委书记，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郭光允因此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他把自己反腐的不平常经历写成书，贪官看到的是自己的不祥结局，公民看到的则是正义得到伸张。

　　那么，车祸究竟是不是我的责任呢？我们且来看现场，仅举三条就可以评判是谁的责任。

　　出车祸的那条路原来是修过的，只有一条线，叫混合交通，有个规定，行车必须躲障碍。路面两边低中间高，水在两边流，我那天在路中间骑，是躲水躲障碍，是正常行驶。后面再来车，我是他们的障碍，他们应该躲过我或者按喇叭让我躲开。他没绕障碍，风驰电掣般朝我撞来！那辆面包车车速极快。下雨天规定车速在20公里内，而这辆车猛地冲上来把我撞“飞”了，车玻璃全部震碎，那该是多快的速度啊！别说20迈了，80迈也有了。根据这三条他负100H的责任。

　　正可谓“霜雪偏打离乱人”，几个月后，当我被诬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的罪名被羁押在看守所时，那个曾处理过车祸事故的姓唐的交警戴着大墨镜来到看守所，要我在一份材料上签字。我一看，肺都快气炸了！是一份法院判决书。大意是：1995年7月13日车祸事件，主要责任应由郭光允承担，判决郭光允赔偿对方汽车修理费用2000余元。

　　我这才第一次见到处理我事故的交警。

　　我问他：“你又没问过我，你是凭什么判的？”

　　这位交警傲慢地说：“我去了现场，问过司机，该你负主要责任。”

　　我一听就火了：“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看程维高打击报复我，我现在好像是软了，怕了，你在这个时候让我给你签字，门都没有！这事终究是要搞清楚的。”

　　那天正巧我老伴在场，她劝告那位盛气凌人的交警：“你们不要乘人之危，不要只看今天有一些坏人得势，也就跟着起哄。小伙子，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助纣为虐，将来我们老郭会平反的！”

　　见我拒绝签字，那交警也没办法只好走了。

　　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许多悬疑都没有得到解答。然而，那份颠倒黑白的“判决”，连新华区检察院都看不下去，一直抗诉到今天。

　　几个月内，“巧合”地发生挨打和车祸两件事，而且两次都直对着我的“命门”来的，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鲁迅写过类似的话：周围的一切压迫着我让我不能呼吸。

　　1995年的那几个月，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那几张脸：那殴打我的一群人狞笑着的脸，李山林紫黑色的被欲望支配着的亢奋的脸、市纪委书记见到我递检举信时惊恐万状的脸……这些脸搅得我心烦意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在想，这张让我窒息的“网”是不是我碰壁太多以后主观想像出来的？是不是我太偏激了，以至于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不知为什么，此时的我想起了父亲给我的“遗训”。

　　那还是困难时代的事，我们全家都出门讨饭了，父亲已经断炊数日，躺在炕上等着饿死。

　　幸亏我从保定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用积攒下来的一点粮票买回棒子面救了父亲一命。缓过气的父亲苦笑着拿出一张写着“忍为高”的字幅，说：“孩子，爹还以为这回扛不过去了，把遗嘱都给你准备好了。”

　　然而我今后几十年的经历，表明我并没有完完全全遵从他老人家的“遗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忍”字的含义。这个“忍”，如果是指在面临艰难困苦时，生理上、意志上的“忍耐”，这一点我相信我是继承了父亲的禀性的。冻、饿、劳累、病痛，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眷顾，吃苦耐劳对我的磨炼，这些都教会了我面对各种生活难题的“忍”之道，这个意义上，我是感谢父亲对我的教益的。然而，受过几年蒙童教育的父亲所书写的“忍”，毕竟是在沉重悲惨命运压迫下总结出的一种放弃抗争、期望灾祸自然化解的自保之道。用毕生的血泪写就的“忍”，只不过是一种心酸的人生总结、一种无奈的告白、一种穷人的节操、一种看不到希望时的自我勉励罢了。这种“忍”，在我看来既救不了社会又救不了他自己。如果我照着他的训示去办，我郭光允就不成其为今天的郭光允，也许，我会平平静静地养家度日，仕途平稳，随波逐流……

　　正如人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所选择的路不是一条收敛锋芒的、求自保的“忍为高”之路。多年以后，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父亲所写的“忍为高”条幅，会不会是一句“谶语”？“为高”，“维高”也。而且在江苏方言中，“忍”和“程”的音也很相近，程维高又是江苏人！莫非冥冥之中，会有一种感应，能预示我在20世纪90年代会同一名叫“维高”的大官交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该相信这一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斗争的第二阶段，我选择了义无反顾。

　　只有告程维高，才能揭开这鬼魅横行的谜底。

　　只有告程维高，从河北省到石家庄建委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才能得到最根本澄清。

　　只有告程维高，才能给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记当头棒喝。

　　这封给我带来牢狱之灾的信我还在养伤的情况下写成的，然而匿名揭发信的腹稿则早在几个月前就形成了。

　　我写这封信，是经过了前前后后反复考虑的，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最初直接写信给程维高劝诫他不要重用李山林时，我其实已经心里有数：省委书记和李山林及南京二建的关系绝不简单。那封信里，我斟词酌句，意图上还是想极力避免激怒他本人，以免给我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我尽力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遣词造句上费了不少心思。当时的心态就是如履薄冰的：又怕捋虎须，又想让程维高这只“虎”有所感悟。然而事实证明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虽不能把之后的“挨打”与“车祸”简单地与这封劝诫信联系在一起，但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说明“挨打”与上书是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一个善良的机关小干部的人生逻辑同腐败分子的强势逻辑势必是水火不相容的。

　　两次重创，确确实实敲醒了我，这种斗争，是来不得半点“婉转”和含蓄的。

　　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所有的“古怪”和不正常的现象，根子和关键在程维高那里。在住院的那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考虑直接检举程维高，得让中央知道河北的真实情况。

　　出院之后的8月17日，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设市场的罪魁祸首》这篇检举材料。

　　信写好了，并且决定采取“匿名”方式，就必须找一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去打印。

　　想来想去，选择了贾玉阁单位的宣传室，天黑的时候开始打印，我、贾玉阁和我二儿子轮流打字，1995年电脑打印还不普及，打字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印更是费事，弄得满头大汗才打出几张纸来，11点钟铁路局机关就要关大门了，必须赶在这个时候之前把信打印出来，还好，尽管手忙脚乱，还是顺利地打印好了几份信。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我觉得河北省应该知道在河北省建筑市场，有人利用职权非法搞工程，浪费了国家投资，侵吞了人民的血汗，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给党的威望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是应该省里管的问题。所以我寄给了省检察院的领导，让他们看到省建筑市场的混乱情况，提醒他们应该抓一抓建筑市场。也希望省检察院能把这个问题报上去，人家比我有力量啊！就是这个目的。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我在打印信的空白抬头处用笔写上了几个字，这个疏忽造成了以后的祸从天降。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朋友，老实告诉他我要寄检举信，至于检举谁，我只字未吐露。请他给我几个信封，我的朋友很痛快地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