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疾病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时，疾病环境和健康条件才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前几天在浏览经济学文献时，发现我比较看好的几位经济学家，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戴隆·阿塞摩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去年又一起合作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这和我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读罢感触颇多，也长了些见识。

　　他们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健康条件和疾病环境上的差别是否是导致穷国和富国人均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在通常情况下，对此问题的直觉回答是肯定的。

　　通常认为，健康的身体至少在三个方面直接对人均收入的增长起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其一，健康者比疾病缠身者总是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也不大会因得病而耽误工作。其二，疾病势必降低人的预期寿命，而更短的寿命又会间接地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其三，身体病弱还会直接损害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有病的孩子的家长往往缺少送他们去读书的积极性，雇主通常也不愿意在有病的员工身上进行在职培训式的人力资本投资。

　　对上述判断的经验支持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约翰·盖洛普和杰弗里·萨克斯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证说，在疟疾流行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健康条件的改善将会使其人均收入每年提高大约1．3个百分点。之后，他们在2001年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题为《宏观经济学和健康》报告中给出了“投资健康以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贫穷国家扩大健康服务的覆盖面，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

　　除了在经验上难以证明健康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之外，两者在逻辑上的关联也有些问题。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场合或某个历史时段找到健康与增长两者间关系的证据，但我们无法肯定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之一完全可以表现为健康状况的改善。不过，微观层次上得到的结论往往难以推及宏观层次上。举例说，健康的个人在与其他人竞争高收入工作岗位时无疑更容易取胜，但当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改善时，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必然随之提高。

　　如果认为健康除了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价值之外对一国经济增长并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那么健康或其反面———疾病———的经济学意义又何在呢？对此问题阿塞摩格鲁等人给出了一个不错的制度经济学回答：只有当它们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时，疾病环境和健康条件才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西班牙人对美洲最初的“成功”征服，并非凭借武力或智慧，而是靠他们拥有相对免疫力的天花等传染病。在整个美洲，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在欧洲人进攻之前，就已经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杀死了约95％的美洲土著居民。由此，欧洲人迅速建立起了各种组织和制度，并依靠它们来对新大陆大肆掠夺。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美洲土著居民拥有某种免疫优势、并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欧洲殖民者，世界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若真是那样，美洲至少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还会维持上百年的传统，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巨大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欧洲的金银财富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催生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被大大推迟或胎死腹中，亚洲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就有可能率先步入资本主义轨道。事实是，欧洲人在几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关头运气足够好。在那些相对于欧洲人而言疾病环境较佳的地方，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他们就开始移民、定居，并创立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疾病环境糟糕的地方，如疟疾和黄热病横行的非洲，他们就施以“榨取性”的“非保护”制度，扶持和勾结当地上层，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从相当意义上讲，今天的世界正是四百年前那个世界的继续。

　　从个体或微观的角度看，健康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某种因果联系，预期寿命长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也会多些。从总量或宏观的角度看，健康条件或疾病环境与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也许更客观的说法是，健康或疾病对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它通常是借助对制度形成的作用来施展影响。具体说，疾病、特别是突如其来的致命传染病之爆发，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具有随机性，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点上和特定地域内，约束或刺激了制度选择的内容或方向。一个群体面临灭顶之灾时做出的集体选择，先是成为惯例，再固化为制度，之后在路径依赖的意义上，决定经济绩效。

　　最后，关于人与疾病的关系，布罗代尔讲过这样的话：自从人确立了对其他生物的统治，人便在宏观上成了其他生物的捕食者；与此同时，人也受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纠缠和袭击，在微观上成为了各种寄生体的捕食对象。这场斗争说到底就是人类的基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