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

　　2月5日的《南方周末》以《上书国家部委呼吁抑制药价》为题报道了湖北省随州市青年教师刘飞跃，春节前夕将一封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国家发改委、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纪委，反映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等问题，请求采取措施根治这些“顽疾”。

　　近年来，公民个人或联名给国家机关寄去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开信越来越多，去年仅见诸报端的就有：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14日，浙江省116人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和杭州市的“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信；11月20日，浙江1611名公民联名发出要求对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

　　除原来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回应了三位博士的公开信之外，其他的公民信件大多没有得到公开的回应。我们相信有关部门并未置之不理，也会做大量的工作，但在做工作的同时，正面、及时、负责任地公开回复这些来信，更体现对公民权益的尊重，更符合现代国家执政的理念。

　　公民公开信所表达的基本都是公共利益，其内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且经媒体披露，已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地把处理进程公开反馈给写信人和公众，既表明了相关部门对民意的应有态度，树立了国家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显示了其宽阔的胸怀和处理问题的自信心。

　　我们认为，对公民的公开信，接信部门应该通过媒体正面回复；从长远来看，那些没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普通来信也应得到及时反馈，尽管没必要公开，但也不能“泥牛入海”，这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须，是公民对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的必须，也是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