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票领奖者被刑警带回盘问，口供成为确认彩票属于委托购买者的惟一直接证据；警方“监督”了巨款的交接，并随即接受了一笔捐款

　　依据双方口供，济南刑警五大队认定，一笔巨额彩票奖金属于委托购买者而不是持票领奖人，并介入了奖金移交过程。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公安机关更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暂时扣押彩票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事后，马上敦促争议双方的当事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去年4月14日晚，济南市第2003042期“齐鲁风采”电脑福利彩票一等奖产生，奖金240万元（税后192万余元）。

　　次日下午15时许，持有这张大奖彩票的王敬，到济南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财务室领取支票，此时，两名刑警出现了，以涉嫌诈骗之名，王敬被带回济南市刑警五大队留置盘问。

　　王敬所持有的彩票来自她的姐姐王长惠，14日傍晚18时44分，王长惠购买了此注彩票。她承认，中奖彩票的号码是她的工作单位——济南山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经理王连弟在电话中提供的。

　　“她并没有说是要我帮她代买彩票，”王长惠说，“我去年40岁。在济南农村，40岁是‘王八命’，运气不定。王连弟打电话说，要我买彩票碰碰运气，她帮我选了6注号码。”

　　但王连弟坚称，这6注彩票是她电话委托王长惠代为购买的，号码则由她与朋友孙营共同商定。

　　2003年4月15日10时许，王连弟与山鹰公司总经理袁忠义和孙营到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报案，称王长惠涉嫌诈骗。

　　当日下午，王敬与王长惠先后被刑警五大队留置。

　　委托买彩票的证据

　　福利彩票的不记名购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济南市福彩中心主任王大明说，只要持票人所持彩票无误，福彩中心就必须将奖金兑现。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对王长惠提出指控的王连弟，并没有证明彩票委托购买关系的直接证据。那么，她何以令警方相信自己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1月10日，济南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政治处主任丁枫林向记者提供了两组相关证据：

　　其一，王连弟亲自购买或委托他人代买的三张与中奖号码完全一致的彩票原件，购买日期分别是2003年3月31日、2003年4月4日、2003年4月10日。其二，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病案和结算单据，此单据显示，王连弟于2003年4月9日至2003年4月14日在该院做人工引产手术。王连弟缴住院押金1000元，出院结算余额129.5元。

　　按王连弟的说法，出院结账是由王长惠办理的，她委托王长惠购买彩票的钱就出自这129.5元的找零。但王长惠对此予以否认：“我是到医院照顾过王连弟，但最后不是我结的账。”

　　“‘被害人’提供的三张彩票并不能证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2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就案件提出看法：出警有证据不足之嫌。曲新久解释说，从理论上看，公安机关在出警之前一定要获得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为这是构成诈骗罪的前提。从目前情况看，警方并没有获得充足的证据。

　　曲新久同时说：“法律也并没有明确规定警方在获得什么样的证据下才能出警。”事实上，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最后将王长惠和王敬的行为定义为侵占罪。丁枫林出示了一份《关于刑警支队五大队审理王长惠、王敬涉嫌侵占一案的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汇报》），这份文件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公安机关虽可前期受理，采取紧急措施，但不应立案。

　　丁枫林认为，警方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及时阻止了侵占行为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阻止了王长惠转移或使用这笔巨额彩票奖金。

　　口供成为惟一直接证据

　　“经过盘问和调查，刑警大队认定王长惠所购彩票实归王连弟所有。”1月10日，济南市刑警五大队队长史建华说。

　　济南市刑警五大队提供的卷宗显示，王敬和王长惠的口供分别录过三次，前两次她们说彩票是归王长惠所有，最后一次则说彩票属于王连弟。

　　事后，王敬和王长惠均表示，她们是受到威胁后才承认彩票归王连弟所有。

　　“如果我不承认彩票是王连弟的，刑警就以判刑威胁我。”王敬说，“刑警不让我看审讯笔录，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但一刑警抓住我的手在笔录上按了手印。”

　　王长惠也称，在另一个房间录口供的她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

　　对于二人的这种说法，办案刑警陶立冬完全予以否认。丁枫林出示的《关于王长惠、王敬侵占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表明：彩票实属王连弟所有，警方得出此结论的证据有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以及书证。

　　《意见》显示：被害人孙营证实，中奖号码是他平时研究出来的。被害人王连弟证实，她打电话委托王长惠给她购买彩票；购买彩票的钱，是从王长惠代理她办理出院手续时结余的钱中扣除的。犯罪嫌疑人王敬和王长惠供述的内容和王连弟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意见》还表明，王氏二姐妹合计要占有王连弟的彩票。

　　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智晟指出：“在此案中，只有双方口供能证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并无其他直接证据。”

　　高智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因此济南警方在为此案定性时，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高同时认为，警方在采信证据时采取了“有罪推定”的原则。“‘被害人’的口供共有三次，为什么只采信最后一次的证据？”

　　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一个法律争论就此产生。

　　济南警方的《汇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在该案中，王长惠和王敬犯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的彩票和奖金，在主观方面具有侵占的故意。

　　《汇报》强调：“经山东省、济南市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有关执法和法律研究部门的领导、专家讨论，各方都认定该案是刑事案件，而不是经济纠纷。”

　　1月中旬，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均对记者表示，该案是经济纠纷。

　　“彩票的归属是认定侵占罪的前提，而确认产权的权力属于人民法院。”傅郁林教授解释说，产权纠纷显然属于民事范畴。

　　傅进而指出，民事诉讼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王连弟认为她与王长惠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彩票是归王连弟所有，王连弟就必须提供相应证据。

　　“尽管警方有双方当事人的口供证明彩票实归王连弟所有，但此口供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傅郁林说。

　　傅解释说，民事诉讼中有“证据排除”规则，即有一些证据是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傅郁林教授认为，警方留置盘问王长惠和王敬之前，并不能认定两人的行为涉嫌诈骗。因此，盘问中即使没有刑讯逼供，也明显侵犯了二人的合法权益，如此取得的证据应该排除使用，更不能据口供将其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刑警“监督”彩票款交接

　　1月19日，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水对彩票案发表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侵占罪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此，公安机关在审理完案件后，行为应该终止，由“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审理奖金归属的问题。

　　“我认为公安机关更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通过暂时扣押彩票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事后，马上敦促争议双方的当事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张星水律师说。

　　这个观点得到傅郁林教授与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的认同。

　　但2003年4月16日所发生的事实是，济南刑警五大队刑警陶立冬在孙营的书面请求下，陪同孙营、王敬一起到济南市福彩中心提钱。

　　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当日11时许，到后，王敬在福彩中心将支票兑换为现金，交给了孙营。孙营则以王连弟的名义存了192万余元钱。此前，孙营从王连弟手中拿到了她的身份证。

　　王敬得到了一张由王连弟事先签名，孙营补充内容后的的收条。记者看到了此收条的复印件：“今收到王敬交还给王连弟人民币壹佰玖拾贰万叁仟壹佰叁拾肆元肆角（1923134.40）。”

　　随后，孙营从中分两次支取了80万元。其中第一笔40万转支，第二笔40万则是现支。

　　孙营说，第一笔钱转入了自己的账户。王连弟出示的孙营写给她的一份书面材料表明，因为中奖号码是王连弟和孙营共同研究出来的，所以，孙营从奖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所得。

　　刑警队接收20万捐款

　　在巨款完成交接的当天下午还发生了一件事，孙营向济南市刑警五大队现金捐款20万元。

　　丁枫林和史建华均承认刑警队当时接受了捐赠，但他们否认捐赠与彩票案有直接关系。史建华解释说，“由于是当事人主动提出要捐赠给刑警队，刑警队也就接受了，因为刑警队的办案经费本身就少。”

　　对另一个事实记者也进行了求证，但同样不能肯定其与彩票案有直接关系。1月6日，王敬说，去年4月16日她听到了刑警陶立冬和孙营的对话，其内容表明孙营和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位副支队长是大学同学。“陶立冬还说，这位副支队长亲自过问了这件事。”1月10日，陶立冬表示自己不清楚所指副支队长和孙营之间的关系。但他证实，刑警五大队由这位副支队长分管。

　　记者通过可靠渠道证实，王敬所指的那位副支队长和孙营同为山东医学院（现更名为山东大学医学院）1980级专科走读班学生。

　　孙营对此并不否认，但他表示自己在报案时没有考虑到这层关系。他说，到刑警五大队报案的理由首先是考虑到刑警五大队的公正和效率高，其次是刑警五大队距市福彩中心距离较近。

　　事后的证据与退还捐款

　　在巨额彩金完成交接之后，在争议双方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事。

　　王连弟称，2003年4月19日，她给了王长惠两万元现金。不过，在2003年6月15日左右，王长惠又将钱还给了王连弟，并索要回收据原件。王连弟出示了一份由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于2003年6月13日公证过收据。收据内容是：“今收到王连弟支付买福利彩票劳务费贰万元整。”

　　王长惠对此事予以否认，她认为，收据上的签名是伪造的。

　　2004年1月1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说，复印件是无法鉴定签名真伪的。但丁枫林则表示，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科学技术中心鉴定，复印件上的签名是王长惠的笔迹。在前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个复印件被丁枫林用作支持警方对案件定性的证据。但张星水律师表示，即便复印件是真实的，这也是一个事后的证据，它不能解决警方定性案件时的证据不足问题。王长惠说，2003年4月16日当天，她就向当地检察院控告办案刑警滥用职权，插手民事纠纷，逼迫其姐妹承认彩票的归属。随后，控告被驳回，她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据此前媒体报道，2003年8月，中纪委、山东省公安厅等部门陆续收到王长惠姐妹俩的“检举信”。

　　2003年11月20日，济南警方向上级提交前述《关于刑警支队五大队审理王长惠、王敬涉嫌侵占一案的情况汇报》，其核心结论是，刑警五大队在案件中采取的行为完全合法。

　　在提交这个结论的12天前，11月8日，济南市刑警支队五大队将20万元钱退还孙营。 （记者 郭建光） 责任编辑：吴巧龄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