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运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2日18:40 南方周末

“新乡村建设运动”香港乐施会云南扶贫项目点探营　　本报记者　林楚方

　　如何使贫困的人脱离贫困，如何让脱贫的人坚强地站起来，不再返贫，并得到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这是任何从事扶贫工作的人都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医务室

　　车下是昆禄公路，禄劝县城就坐落在公路那一头，仅距昆明70多公里。乐施会项目点在禄劝县的大山深处，汽车还要钻几个小时，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在山涧里。

　　禄劝项目点是香港乐施会在西南的一个扶贫点，事实上，这个国际扶贫组织进入中国内地已经十几年了，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扶贫工作。

　　2003年岁末，本报记者前往乐施会扶贫点采访，试图记录那里的贫穷和人们摆脱贫穷的努力，并看到了一个NGO的艰辛努力和精彩试验。

　　云南省禄劝县翠华乡安心田自然村是乐施会的社区发展项目点，坐落在大山顶上，远离喧哗闹市，2003年11月27日，村医务室落成，苗家的男男女女都在医务室庆祝，酒席摆满了屋子和院子。

　　一个医务室的落成一般来说不是新鲜事，而对安心田的苗家人来说，却是大事。医务室是乐施会在这个自然村的一个扶贫项目。

　　乐施会禄劝项目官员冯明玲女士介绍，乐施会初来时，人们强烈反映有病无处医，到最近的卫生所也要走两个小时，到卫生院要走5个小时。即使医院就在家门口，高收费也让村民无法承受。

　　苗寨人们的痛苦让乐施会项目办的工作人员感到“从心里难受”，于是经过协助苗寨村民讨论和表决，便选择了建设医务室的项目。

　　项目实施采取的是一种“赋权”模式。乐施会认为村民是解决社区贫困的主体，机构只是社区发展的协作者。以社区为主体的发展，才是有生命力的发展，包办代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赋权模式是项目办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商量医务室该建在哪里，怎么建，建了怎么管，谁来管，这些事情都让村民来决定，如果有分歧就多次讨论、辩论，意见无法统一就投票解决。

　　村民们投票选出医务室项目建设小组，小组组织村民出工出劳，还组织人做监督工作。医务室建成后，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制定管理制度，选举管理经营者，并确定医务室的一系列服务规章。

　　于是这个医务室就有条不紊地按照这个制度运作下去。乐施会其他的项目也是如此运作。

　　云南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楠处长举例说，乐施会在云南十年扶贫，所建的饮水工程，不仅当年有水喝，五年十年照样有水喝。

　　基金管理

　　乐施会进入每一个社区，始终把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性作为社区发展的最基本手法。

　　石丫口社区，最初也是乐施会的项目点，曾经试行过小额信贷，但由于项目运作中漠视穷人的权利，小额信贷的管理权垄断到少数强势人的手上，权力缺乏监督，富人挥霍了几千块钱的贷款，乐施会在1999年退出石丫口。

　　2001年，乐施会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重新进入石丫口，全村开大会重新讨论小额信贷的管理制度，并将小额信贷改为由社区自己管理的社区发展基金，选举了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小组。

　　谁来管理资金呢，村民投票选了一个会计管账，还选了一个出纳，互相监督，会计要有文化的，出纳要良心好的，出纳家里人良心也要好，村民说，如果家里人良心不好，会教唆他把钱贪污了。

　　三年中，还没有哪户拖欠贷款。社区发展基金管理非常严格，其核心就是透明，每项开支都由社区成员大会决定，每个季度做一次账目公布，村民可以随时提出看账和看钱的要求。

　　对100％的回款，乐施会云南项目统筹张松认为，根本的原因不是5户联保机制的作用，而是村民对社区发展基金的自我管理使其产生了拥有感，村民特别珍惜这种拥有感。

　　2001年村民一共贷了7500元，第二年就到了24800元，第三年就到了43600元。通过收取利息，社区已经有了8000元的积累。

　　“将来，这笔钱可以滚动得更大，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小‘信用社’，增大到4万到5万，留3万社区自己用，两万就可以帮助其他社区，收他们的利息，让其他社区学习我们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也发展起来，这样，周围的苗族寨子就都可以发展起来了。”石丫口社区发展委员会王美献主任说。

　　贷款的利息怎么使用呢？村民将利息转入助学基金、合作医疗基金、科技推广基金。各种基金的管理制度都是村民自主制定的。

　　CO机制

　　通过项目的实施，一个不同于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社区组织也慢慢建立起来，这个社区组织叫社区发展委员会（简称CO）。

　　CO在项目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社区发展基金以及助学基金等都由CO管理。如果你仔细考察乐施会的这些扶贫点，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在这些远离现代喧嚣、近乎原始的村落里，人人都能脱口而出“社区，CO，CDF（社区发展基金）”这些新名词。

　　“乐施会‘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的理念，不仅仅是把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直接赋予他们，而且要通过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实现机制来保障这些权利的获得，更加强调了基本权利的可实现性。CO是实现村民权利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一位项目官员说。

　　“CO选举的时候，我们提出硬性的条件，主任必须由妇女担任。”为什么？冯明玲介绍，乐施会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是社会性别问题，苗族妇女一般不出门，只在开人代会的时候，可能有个苗族妇女做代表出去。

　　苗族妇女平时的工作就是看孩子、养牲口、做饭，如何建立这些妇女的信心，让她们能够像山外的人那样，终结男权社会，乐施会进行了不懈努力。

　　作为CO成员的妇女，都到县城培训，项目办官员组织大家讨论，官员们让大家讨论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妇女们开始说，男人有胡子，女人没有；女人能生小孩子，男人不能；男人力气大，女人力气小。

　　“我们改变不了生理的差别，但是有些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女运动员力气可能比男人大。她们说男人能说会道，我们说演员里也有女人；她们说男人会办事，我们说，冯老师不也是女的吗？妇女们都笑了。”

　　“倾听她们，她们有被倾听的权利，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恩赐的也不是施舍的，而是她们自己的。”

　　长了“见识”的妇女开始有了一些独立的想法，酝酿成立妇女小组，为什么？因为嫁到这里的妇女离娘家往往很远，甚至几年都不回娘家，往往都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可能自杀。

　　妇女小组的成立，增加了农户在一起开会、交流、活动的机会，在活动中，妇女小组常有意识地要男人少喝酒，减少家庭矛盾，还在制度中增加了男人要少喝酒的规定。

　　同时，在妇女的活动或生产生活中，还灌输生命的重要性，要善待自己的观点。以后男人喝酒也少了，妇女喝药的情况也少了，2003年，还未听说有哪家农户吃农药致死的消息。

　　“必须让妇女从家庭的角色中解脱出来，走到公共领域，甚至走上社区管理角色，解放妇女！”乐施会刘官员说。

　　这样的妇女小组只是乐施会所有的项目点上CO的一个缩影。CO在乐施会的项目实施过程中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在社区发展规划和家庭生产生活改善计划中也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

　　“新乡村运动”

　　从1992年乐施会初到中国内地，已经过去十年了。最开始乐施会在云南、贵州开展农村扶贫，1995年、1996年，主要做技术推广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贫困地区，一家一户应对贫困非常困难，“我们感到如何把大家凝聚起来，通过组织的形式和力量对抗贫困是根本出路。”

　　“我们将项目叫载体，最初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带动培育社区组织机制和社区的观念意识。”

　　乐施会云南地区统筹张松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1997年开始，建立新的社区组织就成为乐施会的主要策略方向。

　　“过去谈社区组织，就理解为一个组织机构，或者叫什么小组，有机构有制度就够了，后来发现还不够，还要注意机构产生过程，它必须通过选举产生，选举要有充分参与。”

　　张松说，现在很清楚了，这种组织的核心理念是参与性，参与性是以赋权为核心内容的，决策时，能不能保障所有人都知道要讨论什么，要做什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还要看讨论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充分发表意见，决定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一票。

　　决定后的事情，老百姓有没有监督权，老百姓有了意见，有没有反馈和再决策的过程。这就是这个机制的全部，通过这个机制战胜贫困，比单纯地建一些房子、给一些项目要好得多。

　　随着CO机制的注入，村民们也能够正确认识社区和自己的关系，而且学会了如何管理一些事情，“原来都是村委会管，当官的管，现在是大家管。”

　　由于CO成员都是没有报酬的，当选就意味着奉献的开始，所以，CO机制的植入培育了一批热心于社区公共事务的人，而这种人就是社区精神的重要载体。

　　一种机制、一种精神在维系着这些乡村的运行。一种真实感觉是，乐施会在做乡村试验，在城市都没有成型的社区和社区治理理念，很悬乎的社区精神，在这些乡村则已经生根发芽。

　　“如何理解贫困？如果贫困仅仅是缺钱的话，就简单多了。很少有人分析贫穷背后的原因，现在全国都在反思，参与性扶贫规划的制定就是反思的结果。尽管我认为，参与的程度还不够，但毕竟是往前走了一大步。”云南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舒海燕说。

　　乐施会西南项目官员李昌平甚至冠之以“新乡村运动”。观察者还注意到，村民自治尚未解决好的乡村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机制、社区精神培育等问题，在乐施会项目点的社区组织机制建设中，人们看到了希望。

　　“随着CO的成长，以及政府对农村税费减免和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CO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当地政府的关系必然发生微妙的变化，将来的情况可能会互相合作、互相依存、互相融合、互不干涉，这最终会成为主流的乡村治理状态。”

　　反思

　　“说实话，乐施会的一些做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中共大理州剑川县象图乡党委马书记说。

　　大理州剑川彝族白族自治县是乐施会在云南的另一个项目点，是乐施会惟一和政府共同建设的项目点，剑川点的经历颇为曲折。

　　在开始做象图项目时，省扶贫办外资中心和剑川当地官员的操作模式是传统的政府模式，项目官员向乐施会西南办官员汇报发放扶贫贷款数量和回收率是多少，做了多少项目等。

　　乐施会官员一头雾水，因为按照乐施会的“项目不是目的而是载体”的理念，这些官员的扶贫都扶“歪”了。

　　后来省扶贫办外资中心和剑川县领导都认可了乐施会的理念，重新改组了剑川项目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直接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剑川项目办新经理是县扶贫办副主任李刚。

　　象图乡大山红、满山红社区是项目点，从剑川县城开车要4个小时，翻越海拔3000多米连绵大山，才能到象图乡政府，从乡政府到大山红、满山红还需要走3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

　　不久前，本报记者来到大山红和满山红社区。经过剑川项目办和象图乡政府的努力，这里发生了和禄劝近乎一致的变化。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质的不同，人们从失望到希望。通过引水工程、学校等项目载体，社区组织生根发芽，社区精神也在近乎废墟的地方崛起。

　　为什么同样的钱投下去，乐施会的效果会明显不同？大理州一个县，修了很多水窖，后来就坏在路边，“我们问老百姓，为什么不整修，老百姓说，那是政府修的。”

　　舒海燕等官员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我就渐渐明白了，要尊重他，要倾听他，农户才是发展的主体，你只是协助者，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些东西给我的震撼是一生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从心理上完全接受乐施会方式。”

　　李昌平认为：“政府要借鉴乐施会扶贫的经验，要用法律保障老百姓拥有掌握和使用扶贫资源的权利。用制度保障贫困人士的权利实现，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出路。”

　　图：

　　石丫口的村民分为老年组、妇女组、贫困组、男性组等，讨论医疗合作基金、卫生员、卫生室制度等内容，然后召开村民大会，在县项目办的协助下，村民们分别就上述内容进行表决。图为村民们在举手表决本报记者　林楚方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