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叫“三农问题”。三农，指的是三个农字头的词，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都搞得不太好，于是有“三农问题”。搞得怎样不好呢？按照为民请命的乡干部李昌平的话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我知道，李昌平的这个说法，很有一些人不能同意。根据他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巨大，说“三农”有“真穷、真苦、真危险”的处境，即使不叫诬蔑大好形势，也可以说是危言耸听。但饶是如此，至少他们也还认为“三农”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不至于认为与“农”相关的一切都正欣欣向荣，这就可见他们也是很讲实事求是的。

　　于是要解决问题。“三农”是捆在一起成为问题的，自然也要“一揽子”解决，这便是所谓“农业增效（以前叫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增加效益了，农民就可以增收，这样农村就稳定了，于是“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从这种思路可以看出，所谓“三农问题”，核心问题乃是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而不是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把稳定作为“三农问题”的目的，自然就要解决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但事实上又是如何呢？为了表现农村稳定，一些地方是不管农民到底生活得怎样的，这些地方只要农民不出去上访，惟愿农民不要有什么反抗，如果事情弄到农民不能忍受，这些地方宁可让农民屈死在乡里，也不让他们外出告状。

　　也有解决“三农问题”的好措施啊，也不过是“抓生产”而已，抓粮食、抓棉花、抓养猪、抓养鱼、抓油菜、抓加工，每一样活计，每一样作物，都可以拿来抓一抓的，好像把这些东西抓好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自来在“三农”问题上，只见到抓这抓那，就是不见怎样以农民———这些生活在农村里的人为根本来做些事情。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抓人”———对“不听话”的农民办“学习班”、“法制班”等。

　　我想，中国固然有农村，固然要有农业，但最不能不安顿好的是农民。照我看，所谓“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农问题”，那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怎样解决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增收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许也是首要问题，但也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收入增加，就什么问题都自然而然解决，并不是事实，只能说生计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解决起来条件就好一些。贫困问题，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人们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短缺。所以在贫困问题上，要看到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的贫困、信息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的能力的贫困、环境与教育能力的贫困等等。

　　解决农民的问题，不是为了我们有粮食吃、有衣服穿、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够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当很多国家向农民增加补贴时，我们的农民仍然在向社会贡献税赋；当“农不养政”已成现代世界的常识时，我们的农民仍然如千百年来一样在养活着县级以下的政权，而且这些政权机构中的人越来越多。解决农民问题，至少要使农民不再承受如此重的税赋。

　　当一个农民看似自由，能够走南闯北，而实际上在城市里缺乏定居的自由、不能享受城市人同等权利的时候，就不能说做农民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应当看成一种社会等级。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最终摧毁这种社会等级，使农民真正成为职业的一种，使做农民成为一种个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一农问题”，即农民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问题，解决社会的现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