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第7年“撞墙”（未能突破5％）的一刹那，另一声脆响几乎同时传来———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笼。

　　这份文件几乎触及了当前“三农”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将着力点切切实实放在农民的钱袋子上，其真实意图也更加清晰、直白、亲切地传递到千百万老百姓的耳中。

　　这无疑是一场让农民们期盼已久的“及时雨”。

　　资料显示，至2003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7年低于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更危险的是，城乡之间的沟壑也有加大之势：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间的比例为1：2．47，到了2003年，这一差距被定格为1：3．24。

　　对农民们来说，没什么比“腰包变鼓”的渴望来得更为强烈。对于拥有9亿农民的国家来说，如果农民们钱袋干瘪，实现经济腾飞和小康社会只能是痴人说梦。

　　而人们的普遍疑问是，22年前的“一号文件”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22年之后的这个“一号文件”是否也能找到破解“三农”问题的钥匙？

　　有理由相信，这份文件已经开启了一场革命。

　　首先，文件态度坚决、目标清晰。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制定一个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这在我国建国以来是头一回，足见当前国家对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视程度。

　　尽管文件的内容涉及农民增收、粮食安全、农村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但文件却突出了促进农民增收这一个主题。的确，农民收入增长放慢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涉及社会公正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文件正是在内容甚至行文上，巧妙恰当地把这个主要矛盾提出来，这是这份“一号文件”的另一深意。

　　其次，它是一个“高含金量”、讲“手段”的文件。

　　详读文件不难发现，文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跟以往的很多文件不同，现实操作意义更大。

　　为了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一号文件”中提出了九个重点，共计二十二个方面的措施。

　　其中，增收和减负并行，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观念也体现其中。无论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等概念，还是购销大户、农民经纪人等名词，都闪现着市场的灵光。

　　再次，宏观调控也被反复强调。这一点在文件中集中体现为财政支持，如在减税、补贴利益、直接投资等方面。有关专家也用“前所未有”来描述这种姿态和扶持力度。

　　当然，它更是一份让人充满期待的文件。

　　中国数亿农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沉重、最厚实的部分和经济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必须翻越的一道坎儿。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显然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在施政方针和具体行动上有了明确体现。2003年国家领导人对多个贫困农村地区的频繁视察和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都清晰地传递着这种信息。

　　但有一问题我们难以回避：这种理想能多大程度地实现？

　　中央对于农村问题的文件很多，每年都要开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不可谓力度不大，但一谈落实就打了折扣。

　　尽管文件最后向各级政府提出要“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的要求，但“落实难”会否就此绝迹或多大程度上被克服？

　　人们充满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