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告倒省委书记，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郭光允因此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他把自己反腐的不平常经历写成书，贪官看到的是自己的不祥结局，公民看到的则是正义得到伸张。

　　我到劳教所的第一天晚上，没有厚被子盖，冻得直哆嗦。有个好心的狱友不知从哪弄来一床被子给我，否则我在大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就要给冻坏了。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一合眼就梦见自己穿着汗衫短裤被人追赶着在雪地里跑，接着就是被冻醒。那个晚上我觉得身体里的血都快要结冰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昨夜挨冻的大概原因：一是因为供暖条件不好，暖气管总是冰凉的；二是因为房间的窗户有几块玻璃都碎了，也没人来修补，寒风就那么肆无忌惮地一股股闯进屋子里，撕扯着一切；三是因为房间的水泥地面潮气很重，特别阴冷，穿着棉裤坐在地上都会觉得冷。在睡觉的时候，一股阴森的潮气似乎会穿过我睡的床板，一股一股地往我身体里钻！

　　这样我在劳教所住了1个多月以后，双腿开始隐隐作痛，这种痛特别让人难受，一发作起来，就仿佛有人用一把刀狠狠地扎开腿骨，剔出里面的骨髓似的，苦不堪言。从此，我的腿就落下了这么一个后遗症，并一直折磨我到现在。上大学时因为没有被子盖，背部挨冻后落下的旧伤这个时候也趁火打劫地发作了，发作的时候，脊髓一阵阵钻心地痛，疼到极点的时候仿佛给人捅了个透心凉，全身都僵了。这时候我只有蜷缩成一团，像刺猬一样。

　　3月中旬，家里托到人了，说是可以去劳教所见我一面，到这个时候，加上在看守所的3个月，我已经被关押了4个多月了。

　　这4个多月来，我没有洗过澡，也没有洗过脚，牙也没有正经地刷过。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沙漠里———看守所和劳教所每天供应的热水只能供我吃药用。我内衣、外衣和袜子都没有换过，到最后，袜子竟然粘在脚上脱不下来了，袜底全是坏死的脚皮。惨不忍睹。而我自己身处那样的环境久了，居然也不会觉得味儿特别难闻，可见我的嗅觉细胞已经麻木了。

　　3月16日上午，老伴时隔117天后看到了憔悴恍惚的我，顿时眼泪就下来了。但是这次也是匆匆见一面就走了———管教说，下午管得松一点，到时候再聊吧。我注意到，老伴整个儿瘦了一圈。4个月的监禁生活里，我在挨整的时候，被罚站的时候，冻得蜷缩成一团的时候，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下一分钟就会暴毙的时候，我都不曾掉过半滴眼泪，然而见了老伴之后，我回到牢房用被子蒙着头抹了一下午眼泪！

　　当年她不嫌弃我一贫如洗的家庭条件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毅然跟我结婚，婚后随即到来的就是5年多的两地分居。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她什么样的苦都吃遍了，到老了的时候还享不了福，天天为我担惊受怕，憔悴得不成样子。回想起1988年老伴被怀疑得了肺癌时，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相濡以沫的情景，我心里就更加难受了。

　　当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老伴和儿媳妇来看我了，她们遮遮掩掩地用一个小保温桶盛了一桶热水来，老伴见面就让我脱袜子，说要给我洗洗脚。我拗不过，只好就范。

　　但是那双脏得不能再脏的袜子却怎么也脱不下来了，最后，这双袜子就算是一缕一缕地从我的脚上撕下来的。老伴一看我满是坏死趼皮和污泥、发白发肿的脚，哭得更厉害了：“老郭啊，你这是受的哪门子罪啊！”老伴说完一边哭，一边让我忍着点，然后颤抖着手慢慢地用热水给我擦脚。

　　我的脚沾到热水的一瞬间，我猛地感觉我的脚似乎一下子着火了，内部的血管好像突然都爆裂，那双脚不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了。撕裂的痛楚、电击般的灼热让我不由得紧咬嘴唇，直到嘴唇都咬出了血。老伴见状害怕得不得了：“老郭，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吧！别把自己憋坏了啊！”儿媳妇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疼得满头是豆粒大的汗珠，勉强挤出一丝笑：“没事，刚沾水，再过几分钟就好了。”时间紧迫，老伴给我擦完脚后，也没能再和我说上几句话，在管教的一再催促下就不得不匆匆和儿媳妇走了。尽管只是草草擦了一次脚，但是那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还是让全身都感到舒畅。

　　过了约3个月，管教准备将我们这个新班的人往老班分的时候，所里领导决定把我单独关押在牢房所在的大楼西侧的平房里，还说不能让我这样不安分的“政治犯”到一般劳教人员中间搞“反党”、反程书记的宣传———也真承蒙他们这么看得起我，这么抬举我的“策反”水平。

　　不过这下我倒是相对自在点了，至少不用打地铺睡床板挨冻了。跟我住一起的两个人是专门负责养狗的———那些狗是用来防止劳教人员逃跑的，一个个小牛犊子般大小，而且都很凶。到了晚上，劳教所就把这些狗放出来，以防劳教人员逃跑。另外，这两个人也是奉命（具体是奉谁的“命”我就不知道了）负责监视我一举一动的。

　　但是平房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和杂志，因此我在精神上反而比被关在楼里面的时候更加痛苦、寂寞了。

　　4月底的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跑到楼里去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河北的新闻节目。这时候恰巧播到邹家华副总理在河北召开整顿建筑市场的会议，我边看着电视边和身旁其他劳教人员议论起此事来。

　　那两个负责监视我的人听我在“搞反动宣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立功机会，马上向所长吴玉良揭发我的“不轨”行径。

　　吴玉良立刻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刚才不在屋里老实待着，干什么去了？”

　　“我没干什么，就是想看看电视。”我说。

　　“看电视？那你跟其他人瞎说什么？我看关你一点都不冤枉！”他一拍桌子，气愤地吼起来。

　　“我看新闻，学习中央文件政策和相关精神，有什么错？我说了几句实话，有什么错？”吴玉良最后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也不客气地反驳。“你们俩给我听着，以后郭光允要是再跑出来搞阴谋搞“策反”，我惟你们是问！你们俩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滚出去！”吴玉良开始迁怒看守我的两个人，大发雷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