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这一现象：劳动力总是寻找适宜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并向那些能够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流动。

　　然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劳动力是不能随意流动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要想离开土地便被斥为“不务正业”，农村劳动力出现了超生产资料配置的隐蔽性失业。

　　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村本已存在的富余劳动力问题才开始明朗化了。

　　体察农村的实情，顺应农民的要求，党和政府千方百计为农民创造流动和就业的机会，包括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等。相当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向了城市。目前在全国，进入城市的农民当有数千万之众。

　　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最后20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其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1．5个百分点。大量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社会劳动，增强了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城市建设、拉动城乡消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应当坚定地说：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是农村改革的一大成果；有计划地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确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难题的一条出路。这件事，对于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其深远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算高。各地各部门都有责任更加积极地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向城市转移，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一个长期的、潜力巨大的支撑点。

　　问题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只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城，而不能盲目地进城。因为进城农民的数量是受到城市的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限制的。如果进城农民数量超过了城市现有的社会承受能力、特别是就业容量以及治安管理、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等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就会造成城市“膨胀综合征”。

　　显然，在河南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富余劳动力众多的省份，发展劳务经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能走盲目流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道路。适合国情、省情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在积极组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同时，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加强小城镇建设，把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在小城镇和乡村转入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

　　从实践看，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就业问题的好办法。集体办、个体办、联合体办，多个轮子一起转，“转”出的不只是日益丰富的产品，而且是日益充分的就业机会。随着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

　　目前，应该注重引导农民拓宽生产领域，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向农村非耕地土地资源投入。这几年，我国农村传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已有变化，但从劳动力的投向与自然资源的分布看，二者远未达到合理配置的程度。一方面，在有限的耕地上劳动力超载，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为数更多的非耕地资源又得不到充分利用，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闲置状态。因地制宜地扩充劳动力在非耕地资源上的就业门路，有着广阔的前景。事实上，许多地方对山区、丘陵、草原、水面和滩涂的有计划利用，从事开发性生产，调整劳动力与资源的配置，既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了出路，也弥补了耕地资源之不足。

　　当然，并不是说农村富余劳动力统统都要走“离土不离乡”之路。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和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渠道将不断拓宽，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系终将被城乡开通的新格局所取代，这是毋庸置疑的。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