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日报自今年1月8日独家报道了残疾儿童被人幕后操控，操纵者狠心用刀割开宫璇璇等伤口的报道后，又跟踪追击挖出了残疾乞儿发源地--安徽省太和县宫小村靠利用带残疾儿外出乞讨而发家致富的惊人内幕。在持续两个多月的采访中，本报记者遇到想象不到的艰难险阻，今天，他们首次向读者披露采访中曲折感人的幕后故事。

　　故事1

　　凌晨两点“谈判”

　　我输给一个孩子

　　小乞丐被操控者“洗过脑”，面对善意的记者绝不配合，一个晚上，一个“狡猾”的小女孩竟让记者败下阵。

　　在遇到宫璇璇之前，我已经跟北京路上10来个乞讨小孩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其中有一场令人心酸的失败采访。

　　去年的圣诞节晚上8点，我和摄影记者庄小龙连续第三天来到人潮涌涌的北京路，目的是要探到那群“一拖一”乞儿的家。前两次因为经验不足，在最后关头被他们以声东击西的方式甩掉。在摩肩接踵的步行街上，那5、6对孩子像老鼠一样钻在人群中间，而操控他们的3个“家长”则闲适自若地坐在休息凳上“遥控”。我们耐心地等到晚上11点多，他们聚拢在一起，耳语一番后又分成三路走开了。

　　这次我们盯住了其中留着童花头抱着一个脏乎乎小孩的女孩子(后来得知叫小燕)，在北京路周围的小巷子里兜了半个多小时后，最后在中山四路的公交车站尾随她上了108路电车。一路开到新市墟站，我们紧跟在这个孩子5米之后。看来她早就发现这个“奇怪的尾巴”，不紧不慢地买了一块钱臭豆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荡，就这样拖了近1个小时。已经是子夜时分，我们累得两腿酸痛，径直拦住了这个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小女孩。

　　我们把茶叶蛋递过去，小燕死活不肯要，一个劲地说：“我家里穷，是自愿跟着我妈出来讨钱的，我过年了就会回去读书。”我们善意地表示这么晚了送她回家，小姑娘倔强地拒绝：“我不认识路，我妈妈会来接我的。”直到两点，和她磨破了嘴皮子，小姑娘仍然不肯松口。为了不让她和小孩着凉我们选择离开，刚转过街角她就一溜烟地消失了。第二天她又“平安”地出现在北京路上。

　　几天后，我们的同事王道斌在线人的帮助下最终查到了小燕的住所，发现她同另几个孩子由一个中年男人“管理”，根本没有什么“妈妈”。而回想起孩子对一群善意帮助她的人谎言和戒备，我心里一阵收紧：这么幼小的孩子宁愿跟着拿自己做工具的人，却不肯相信这个社会还有温暖。这样下她的明天还会有亮色吗？(本报记者游曼妮)

　　故事2

　　狠“诈”杂货铺主

　　套出了龙龙身世

　　刚进宫小村，村头杂货铺主人一脸狡黠地说：“你们是广州来的报社记者吧？”记者对此大惊失色。

　　1月12日，在安徽省太和县宫小村得知宫璇璇极有可能是被“三牙”从河南买来的，并一时很难找到她的父母后，我们决定再到离宫小村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陶王庄弄清陶丽莎和龙龙的身世。虽然当时已被广州公安刑拘的带陶丽莎和龙龙在街边乞讨的王艳丽一口咬定，这两个孩子均是她亲生，但从她对待孩子们的态度和说不清孩子出生年月上可以初步断定，这两个孩子极有可能不是她的孩子。

　　来到陶王庄村头一间杂货铺，我便一个人先在店里买了点东西，又以找朋友的身份，趁机向看店的老伯打听陶坤的住所(据宫璇璇介绍，王艳丽的丈夫叫陶坤)。老伯很热情地向记者作了介绍，但当记者问起陶坤时，那老伯一脸狡黠地说：“你们是广州来的报社记者吧﹖”

　　听到这话，我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好家伙，他连我从哪来的都知道了，看来陶坤的一切包括在广州发生的事他都很清楚。于是，我立刻故作镇定严肃地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广州公安，陶坤的老婆已被拘留，她已经交待这两个孩子都不是她亲生的。如果你故意做伪证的话，后果你自己考虑吧！”虽然这话是蒙他的，我也没出示证件，心里还在“扑腾扑腾”的打着小鼓，不知自己从电影上学来的公安腔像不像，但随后，自己这个“假公安”的一番话还真起了作用，老伯很紧张地解释说：“唉，陶坤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得罪不起啊！他叫咋说，我们就得咋说。”

　　有了这个重要证据，使我在随后跟公安到陶坤家了解情况时，变得有的放矢，也使得陶坤在开始百般狡辩后，最后不得不承认龙龙是他领养的，而陶丽莎则是他们在太和县医院门口捡的。也就有了本报1月13日A4版报道的找到龙龙家后，那场凄惨令人动容落泪的一幕。(本报记者王丽凤)

　　故事3

　　小璇遭遇激怒读者

　　市民自发充当侦探

　　在宫璇璇事件见报后不久，本报记者在北京路采访另一群安徽阜阳籍儿童乞丐时，频频受阻。即便是记者对其跟踪，也总能被其轻松地逃脱。

　　正当记者一筹莫展时，住在海珠区的曹先生主动承担起了跟踪小孩、了解真相的任务。在对红衣女孩连续跟踪了三天后，曹先生这才十分确定给记者打来电话，3大5小的乞丐团伙居住的地方是白云区的棠溪。记者通过实地了解后得知，这伙经常出没在北京路上的小孩，实际上也是为多名成年人所操控。

　　曹先生表示，他在看到报纸上三牙折磨小璇的那一段时，是紧握着双拳将报道读完的，他跟踪三天并非是为了报料费，而是因为他很想知道北京路这群小孩子的遭遇。

　　就在宫璇璇事件报道后的第三天，一位在执信路天桥上值勤的保安报料，称有一中年男子在桥头招收丐班弟子，月薪800。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准备会会这个帮主。经过一番装扮后，貌似落魄的记者终于在天桥上见到了这名中年男子：满是油腻的脏脸、衣着，一看就是生活在广州多年的流浪汉，他随身携带的包裹里多是一些拾来的废纸、汽水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帮主虽然将自己招收弟子的广告在天桥上摆放了一个多小时，却无人问津。

　　当记者询问他哪有钱支付这800块钱时，他的回答倒也十分干脆：招来的乞丐不是每天都要上缴费用吗？就从他们上缴的费用中扣。(本报记者王道斌)

　　故事4

　　凌晨4点去埋伏

　　化装采访行乞人

　　为了采访到证据，我与文字记者既要在深夜12点后采访，也要凌晨4点多就去埋伏。

　　采访就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深夜和凌晨去埋伏。

　　深夜采访的是贵州帮的乞丐，她们行乞的经典组合是母子或者母女，家里的男人一般不会随同而是另外找工做，到了晚上一家人才相聚。而凌晨采访的则是有组织的行讨，他们往往先集中所有的人，在某一个地方“化装”，然后再用车运送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工作”！(本报摄影记者陆明杰)

　　故事5

　　天冷相机突然罢工

　　珍贵镜头险些流产

　　在阜阳宫清涛的家，记者相机因天冷突然“罢工”，很多珍贵镜头险些就流产了。

　　1月11日，到阜阳太和县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半，据了解，要去的宫小村和陶王庄相距很远，为了节约时间，凤姐坚持当晚就去宫小村看看。

　　当晚8点多钟，记者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被本报记者等解救出来的乞儿宫清涛的家，推开宫清涛的家可谓一贫如洗，连电灯也没有，宫清涛的奶奶忙着点上了一根蜡烛。

　　我立马迅速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但此时听到的不是熟悉的“咔嚓”一声，而是“吱”的一声，再按……还是那“吱”的一声，原来，相机因太冷(温度应在摄氏零下七八度)“罢工”了。我将脖子上的围巾都解下来为它裹上，又解开衣服将它放进怀里，可它太大，裹不严。十分钟后，任凭我如何“呼唤”，它还是不给面子。

　　幸好，来之前计划要“暗访”，还带来了一个小相机。我小心翼翼地拿出小相机，轻轻一试，行！终于闪了，拍了几张后，我又立刻揣回了怀里，生怕它也来个大罢工，那我可就死定了。就这样，小相机在我的怀里暖和一会再工作一会。由于光线、温度等的差异，照片质量就有些对不起大家了。(本报摄影记者龙成关)

　　故事6

　　让小燕做个好梦

　　轻轻地按下快门

　　对记者警惕性最高的小乞丐小燕，嗑睡中流露出令人怜惜的一丝童真。

　　去年年底一天晚上11点多，长期在北京路抱婴乞讨的几个小孩和操纵他们的大人们也准备回住所。今晚可要跟紧点，不要像前两天给他们走掉了。

　　我和文字记者紧跟在警惕性最高的小燕后面，小燕一上公交车，头往车窗上一靠，闭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此刻我在想，对她而言，能这样打打瞌睡已经是很满足的事情了，可以想象，她们也是多么渴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父母的关爱，能睡在暖暖的被窝里。为了不惊动小燕，不想打断她的梦，我在公交车靠站停稳的时候，借助现场的光线，镜头贴着她们轻轻地按下了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