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让一对恋人间产生不小分歧，这分歧实际上是美国关于枪支控制的争论的缩影

　　[美]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全美国就如何控制枪支争论不休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靠卖枪为生的男人——克里斯。他还拥有一间室内靶场，你可以在里面用手枪、步枪甚至机关枪对着“奥萨马·本·拉丹”和“萨达姆·侯赛因”狂射一通。

　　男友克里斯与我并不住在同一个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头脑也各居一方。我们是在佐治亚州读中学时认识的。后来，他参加了海军，我前往纽约学习写作。25年后，当我们在南方腹地的一条乡村小路上重逢时，文化差异成了我们彼此吸引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枪支的问题上我们却水火不容。

　　“我赞成枪支控制”，可敬的商人克里斯宣布。“这能让枪维持高价”。我笑了，控制住本能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应。“但你得承认”，他挑衅似地说，“‘一个武装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句口号有点意思”。我又笑了，然后有点不寒而栗。

　　令我那些风雅的城市朋友很难理解的是，克里斯、几乎他所有的朋友、全国步枪协会的400万会员和全国各地的许多非极端主义者都认为，在床头柜上放一支手枪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支枪是用来保护家人的；不这么做的人或者是不负责任，或者是被那套“政治正确”的观念弄得软弱了。他们的行为榜样是爱枪的人，这些人小小年纪就带枪外出打猎，并在用枪的过程中长大成人，获得独立。

　　克里斯整天摆弄枪支火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乐此不疲。在家里，他放着几件武器，以对付夜贼和可能跑到阁楼上的松鼠：他家的那条小路有点偏僻。他的邻居们大多也在家中放一两支枪，车里也有一支老式步枪。他们喜欢看那些枪林弹雨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喜欢看有枪的好人打败有枪的坏人的故事。

　　克里斯与合伙人共同经营的射击场相当于一个俱乐部，红脖子(指南部的贫苦农民)、兄弟会成员、退役警察和军人、枪支收藏者和家庭主妇聚集在这里，寻求一些合法的娱乐，还有在这个邪恶世界中的自身保障。对于准备好钱和合法手续的人，克里斯愉快地把枪卖给他们，他们在开枪时都泰然自若。当然，他的雇员都配有武器，随时保持着警惕。但是，几乎所有顾客都遵纪守法，处理武器时也相当小心。

　　克里斯告诉我，许多妇女在手里有枪后觉得自己勇气备增。有些人甚至处于亢奋状态。

　　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他把我带到靶场，给我上了如何使用M-16的一课。我打了几发子弹：吃惊于这么有杀伤力的武器竟然如此之轻，后坐力如此之小。但是，当子弹呼啸而出、打入35英尺外的土堆后，一阵恐惧和厌恶涌上我的心头。望着那由空心煤渣砖砌成的射击道，我仿佛隐约透视了美国人心理中的阴暗面。我想到那些永远结束了争吵的彼此充满仇怨的夫妇，想到那些过早离开人间的抑郁少年和好奇儿童——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天拿起了爸爸的枪，他们今天可能还活在世上。

　　我有两个儿子，我不许他们到克里斯那里打靶，也不许他们在纽约穿印着克里斯靶场标志(两支交叉的枪)的T恤衫，这会使他们在学校里得不到接受，被当成街头小流氓。但是，这两个孩子却经常沉浸在那些打仗的电脑游戏里，操纵着五花八门的致命武器，狂热地投身于一场场无比激烈的战斗。有时，我真有点绝望：与毁灭的快感相比，我的苦口婆心根本不起作用。

　　我那16岁的儿子常常让我为克里斯的职业感到烦恼。“就好像很丑恶似的”，他说。“你连水枪也不让我们玩。这虚不虚伪呀？”克里斯说：“你的小孩在那些游戏里毫无意义地杀死无数的人。在射击场上，我可以告诉他们，枪应该得到尊重。”

　　克里斯是个温和的人。即便在拿起他最新式的“玩具”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也不例外。这位枪支商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一个言谈举止相当真诚的老式浪漫派。我认识的那些公司男人在庆幸自己有“觉悟”的时候却远不如他敏感温柔。克里斯是个男子汉，他就是他自己。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也是。

　　我们的分歧或许反而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强。但是，我们各自的世界也可能重新施加影响，把我们拉开，给我们俩的心都留下创伤。(赵菲菲/译)

　　　声明：本文供新浪网独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