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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刚过，许多农民就背起行囊开始了新一年的进城打工生活。面对都市里的茫茫人海和自己捉摸不定的命运，他们最渴望得到哪些帮助，又对哪些问题最闹心？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日前来到哈尔滨火车站及周边地带走访了几位进城农民。

　　“不求多高的工资，只求能保准儿给”

　　13日中午12点多，在哈尔滨火车站拥挤的售票大厅，李长春排了半天的队终于买到了去往北京的车票。来自黑龙江省巴彦县富江乡的李长春今年只有28岁，在外打工却有12个年头。“我打工第三年就遇到‘压工资’的事儿。”李长春对记者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一分钱都没拿回来，到现在也没给我！”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提起那段遭遇，李长春依然气愤难耐：“我在外打工，其实不求能挣多高的工资，只求这些钱能保准儿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进城农民心里大都揣着和李长春一样的想法：“工资按月开就行”，“不压钱不扣钱比啥都强”，不奢望在城里挣什么大钱，只求自己付出的辛苦不白费。朴实勤劳的农民其实很容易满足。

　　“要是有个专门指导找工作的部门就好了”

　　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职业介绍所，记者见到了从吉林四平来打工的唐国福。小唐这已是第二次来哈尔滨打工，想想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他憨憨一笑：“要是有个专门指导我们找工作的部门就好了。”小唐对记者说，他家所在的小村里没人组织农民进城打工，刚来到哈尔滨时，他连坐几路车到哪都不知道。“刚进城，我哪儿都不熟悉，连和生人说话都发怵。”小唐有些不好意思，“像我这种直接进城找活儿的人刚开始很容易被那些‘黑中介’蒙骗。”

　　很多农民进城打工都像小唐一样，没有人组织他们，更没有人告诉他们：你该怎样避免被“黑中介”欺骗、你该怎样和用工单位谈判等等，他们大多是直接来到职业介绍所。初到城市的陌生感很容易让他们手足无措，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打工生活。因此，很多进城农民都期待城里能有类似“农民工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帮他们“解解忧”。

　　“要是培训能下乡，找活儿就不会这么难了”

　　记者在职业介绍所碰到宋小梅时，她刚跟母亲从一家酒店应聘回来。记者问结果怎么样，小梅母亲遗憾地说：“这次带她去看能不能当个服务员，但经理的意思是要个有经验的，可咱家小梅刚刚出来打工，连服务员具体要干些啥都不知道，哎，只能回来重新找工作了。”

　　这对母女来自吉林，母亲去年来哈尔滨一家酒店洗碗，今年从家里出来时就带上了女儿。她说：“现在政府常组织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医疗卫生下乡什么的，要是也为我们这些想进城打工的人搞点打工培训下乡就好了，先掌握一些城里需要的实用技术，然后再进城打工，找活儿就不会有那么多坎了。”

　　记者了解到，很多大酒店、饭店因为“门头大”“开支准”而受到农民工青睐，但是这样的部门大都招收有工作经验或培训过的人员，这使许多农民工望而却步——他们在进城之前更多的是像小梅一样，只有进城梦想，没有接受过什么培训，更谈不上工作经验。

　　“盼着临时清欠机构能变成常设机构”

　　记者在哈尔滨火车站入口处见到汪远来时，他正和老乡一起凑钱买去北京的车票。小汪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买车票了，他们要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去北京。

　　大年初八，小汪就和老乡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一家“大自然水鸟养生院”搞装修，现在工程完工了，工钱却要不出来。

　　小汪往返于各个劳动部门“要说法”，各个部门却“踢皮球”。一直到走前，小汪才得知真正原因：年前“为农民工讨要工钱”是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中央也下发了“清欠”的文件，但年后热点过去了，劳动部门没有得到新的文件或精神，所以他的工资清欠问题就得等。“我已经不能再等了，早点回北京找点活儿。”操着湖北口音的小汪无奈地说，“我就想不通，那些一到年节设的临时性清欠机构为何不能变成常设机构？平时就抓清欠不放，谁还敢乱来，我们再打工心里也就踏实了”。

　　2月的哈尔滨依然寒意袭人，衣着单薄的小汪和他的老乡抱着膀子还在算计着怎么讨要工钱，年轻的脸上满是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沧桑。看着小汪与从他们身边不时走过的衣着时尚的城里人，记者心头涌上一阵酸楚：农民打工挣个钱太不易了，“有个常设清欠机构”，这该是千千万万个小汪在2004年最盼望的事情！

　　新华社记者李国红、胡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