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告倒省委书记，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郭光允因此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他把自己反腐的不平常经历写成书，贪官看到的是自己的不祥结局，公民看到的则是正义得到伸张。

　　那个女医生看了血压计后说：“高压才160，死不了，放心吧！”

　　这时候，崔队长走了过来，把这个医生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医生的态度才稍稍好了一点：“等着我去拿药吧。”后来送来的药片虽然不怎么样，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但是她出现的一点态度转变已足以让我感觉到一丝快慰了：我的事情可以稍微感化一下这样的人，也算是对我的检举行为的一点回报吧！

　　劳教所里有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其实通常也只是形式上的应付而已，也就是说，一般的犯人就算查出来得了大病，劳教所也不会多过问的。我裹着破旧的军大衣排在队列中等候着。司法医院的医生几乎都是女的，我忽然注意到，在我身后站着很多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在看我并且在小声议论我：“看见了吗？就是那个‘政治犯’，不像什么坏人啊，还挺面善……”

　　在我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犯”了，在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对我受到的摧残表示同情和惋惜。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资料后说：“你的五脏六腑要是开会搞民主表决的话，健康的内脏达不到多数。赶快联系搞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条件不行，别耽误了你治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普遍都对我的遭遇持同情态度，赞赏我的检举行为。后来我在劳教所犯病的时候，保外就医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度过了3个月的时光。

　　保外就医而获“自由”

　　我自认为我的意志是够坚强的，但是我那脆弱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特别是我的心脏，让我的身体“做不了主”了。6月7日，劳教所的政委看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便同意让我到隔壁的司法医院去治疗。

　　虽然我和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熟悉，已经饱受惊吓的我仍时时刻刻不忘自我保护：“要是李山林一伙人能买通医生，我还活不活了？”政委听了我的话，无言以对。

　　虽然身体羸弱不堪，我的头脑却很清醒：这个时候我不能倒下，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定要坚持到这帮人彻底倒台的那一天！

　　后来还是去检查了一下身体，结果是惊人的：我的尿糖含量达到了4个“+”，血压高至200!医生们看着我的体检结果很着急，其中一个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老郭您放心，我们会好好地保护您，您就安心地在这养病吧！”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的神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有点轻微的神经质了。

　　我就这样在司法医院养了3个月的病，从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又有惊无险地回来了。虽然还是规定不许回家，但是老伴可以公开地来照顾我了。医生们对我都很不错，因此慢慢地我也和他们熟悉起来，原来那个防范他们的念头也打消了。

　　医生们跟我开玩笑说：“老郭，你将来一定会发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好奇。

　　“第一，我们都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平反；第二，你的经历这么坎坷，平反后绝对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光稿费肯定就不得了了，哈哈……”

　　我当年的主治医生现在已经调到北京了，家也搬到北京去了。

　　2003年8月9日电视上播放了程维高被党纪惩处的新闻以后，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恭喜我。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轻微的脑震荡、风湿性关节炎、轻微脊椎骨错位……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患的几种病中随便挑哪一种出来都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我提出申请保外就医后，家人给我跑了无数次腿，历经无数道审批程序，盖了无数个公章，到8月底才得到批准，而我真正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30日了。

　　我在追求正义的每一步中，尽管会取得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总是像不准点的闹钟一样，总是姗姗来迟。正义的果实和苹果、香蕉一样，也有保质期的限制，拖得太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设想一下，在11月30日之前，我要是暴毙的话，批准我保外就医还有什么意义？

　　我被他们羁押了1年零9天。

　　然而，我的重获“自由”，成为我放弃匿名检举、针锋相对地以上访的形式与程维高展开斗争的开端。

　　告他，告他，告他

　　上访之初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就走上了艰苦的上访之路，大略统计一下，这6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老伴去北京总共往中纪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跑了上百趟，光寄快递就花了近2000元。

　　我和老伴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些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无眠的日日夜夜。首都的街道、首都的一景一物在我们的眼里是那么熟悉，而在我们的心里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1997年2月，石家庄市建委党组得到来自省委的指示，开除我的党籍，理由是我因为“诽谤”省领导而被劳动教养，不能继续留在党内了。

　　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有一处签字栏，地方很小，但我仍设法写下这么几行字———石家庄市建委纪委、建委机关党委：

　　我不同意开除本人党籍。因为我是按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中关于如何检举的规定，如实向组织反映问题，和后来全国建设项目执法监察会提法一致，没有错。我现在借此机会继续向党组织、向建委纪委反映程维高等人在建筑市场带头违法违规问题（具体内容见我1995年8月的信），我还向纪检机关控告……违犯中纪委、公安部、司法部有关政策规定，破坏党纪国法，大肆株连无辜，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请把我现在对程维高……的检举控告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7条、第27条及注释规定处理。郭光允

　　这一事件让我备受打击与震动，我不服，我要上访。

　　在决定开始上访征程之前，我学习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纪委的许多文件、政策，并且首先确认一下自己存不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然后再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程维高一伙的所作所为，我确信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触犯了数条法律以及组织纪律的。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便和老伴走上了京城上访路。

　　好在石家庄到北京只有3个小时不到的车程，这样上访的旅途劳顿就大大减轻了，否则我们不仅经济上承受不起，而且身体上也会受不了。

　　1997年刚开始上访的时候我信心百倍，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当年一定可以解决。我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1996年邹家华副总理在石家庄开了建筑市场整顿工作会议，会上点了河北省的名，狠狠地打击了李山林一伙的嚣张气焰；二是因为我遇到了中纪委一个古道热肠的老干部，虽然他的职位没有程维高高，不能直接给我解决问题，但是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终南捷径”：直接去找高检解决！

　　另外，1997年陈希同案件对我也是一个巨大鼓舞：那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更加相信我会赢得胜利了。

　　新上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近作出的一条规定，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冤假错案、加大信访力度，开始实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我们很高兴，决定去最高检察院碰碰运气。

　　我和老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第一天太晚，就先在大儿子家休息了。第二天我们打听到了最高检察院的地址，下了公交车，气喘吁吁地赶过去———虽然儿子一再“逼迫”我们打车赶去，我们还是没舍得花那个钱。一个长得挺白净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不走运的是，那个时候检察长同志已经下班了。白跑了一趟，只有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