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径宇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层面上，如何尽量减少变态犯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1.尽可能减少他和社会的矛盾。比如特殊偏执性人格(认死理)、自恋性人格、同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排解内心的体验的人，社会就要关注、干预。事实上，过去也有干预机制，过去都是靠单位，现在要靠社会救助措施，为他提供方便合法合理的排解渠道。

　　2.针对人格缺陷的变态(病态)，采取专门矫正措施。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体系要共同努力。特别是男孩到十三四岁、女孩到十二三岁时，正处在青春期，心理焦虑、烦躁，忧虑自身的生理变化。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小学的性教育没有跟上，或者即使有，也仅仅停留在性心理上，对由此伴生的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与社会心理、生活的常规相违背的行为。

　　3.近一两年来，社会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将“弱者”和“强者”绝对化，如此，必然导致弱者的心理不平衡发展。所以，社会应削弱所谓“弱者”“强者”这样的评判。

　　新闻周刊：如此多的变态杀人者的出现，是不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心理问题关注的薄弱？

　　孙东东：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内心体验排解渠道而产生了心理变态，而目前的状况是，我们社会心理诊疗机构的严重缺位。尤其是在农村，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机构。在城市里面倒是有一些，但数量很少，且心理医生没有几个是专业人士。

　　新闻周刊：从社会的制度设计方面，如何来预防变态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国家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没有发现一个人犯罪前，我们不能对他采取法律手段。

　　西方一些学者有“天生犯罪人”一说，他们认为，有的人生来就是为犯罪的。而我们一直不这样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我国学者认为，人生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而在其以后的成长历程中，接触了社会，心理会有些变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有的人心理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说，我们需要预防的不仅仅是变态犯罪，而是要预防全社会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的犯罪。

　　新闻周刊：由于变态犯罪似乎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他们杀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仇杀、情杀或财杀，也就是说，他们的犯罪动机没有具体的指向性，因此，变态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所不同，而且其产生后果更加难以预料，为此，有没有专门针对它的预防手段？

　　韩玉胜：从常理上讲，我们发动所有的人来预防变态犯罪，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恰当的。试想，让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带上预防工具，随时与人持警戒和敌视态度，那是我们做不到的。

　　事实上，我们能做到的，一方面是对心理变态者进行及时的矫治。日常生活中，变态者不可能不露出某一方面的变态迹象，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该主动的对他们进行关注和救治。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人群告诫变态犯罪者有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比如，黄勇案发生后，学校要对孩子们进行相关的教育。

　　新闻周刊：最近，发生了好几起变态杀人事件，是不是说，变态犯罪率较以前有所上升？

　　韩玉胜：没有。只是媒体比过去更开放，自由度更大了，新闻能够及时地报道出来，而在以前，这方面的限制可能要多一点。事实上，过去类似的案件也发生过一些，但没有被社会广为知情。

　　孙东东：任何社会都有变态者，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变态杀人者更多，我们不要惊慌失措。中国有13亿人，河南有1亿人，1亿人里面出现了这么两个变态杀人者，比例还是很低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要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希望美好的生活，变态犯罪是因为他们自身出现了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无法排解；应该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心理变态；变态杀人现象还不具有社会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