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葛彪 芦海英 实习生 刘丽娜

　　看过《蒋管石门调查》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每一组数据背后所浸透的地下党工作者的血汗。发黄的文字背后，一个个陌生的名字领我们走向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故事。

　　调查

　　记者昨日到石家庄市档案馆查找有关资料。在翻阅解放前档案过程中，一份和《蒋管石门调查》内容极其相像的历史资料映入记者眼帘：该资料封面标题为“石门一般情况介绍”，封面下方有“石门工委增(曾)印，日期是1946年11月”，而《蒋管石门调查》的印发单位是“中共冀晋四地委城工部”，日期为1947年8月1日。比照一番后，记者发现两份资料内容十分相似，《石门一般情况介绍》把石门驻防部队介绍得更加详细。记者根据有关资料得知，1944年6月5日冀晋四地委成立了城工部，同时还成立了中共石门工作委员会(简称石门工委)，隶属城工部领导。石门工委搜集的《石门一般情况介绍》的年代早于《蒋管石门调查》，也就是说后者是根据前者编纂来的。

　　石门工委是城工部设在石家庄开展工作党的组织。重温历史，解放前在石门工委工作过的同志应该能解读《蒋管石门调查》背后的故事。

　　讲述①:父亲曾从事地下工作

　　在石家庄长安区吴家营村，年纪稍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吴国英”这个名字，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一个“老八路”。吴国英曾是地下党员，主要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如今老人家已去世30几年了，老人的儿子吴振江、吴振岐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故事。

　　“我父亲是1944年开始参加地下党情报搜集工作的。”吴振江说，“当时他只有十六七岁，经别人介绍加入了‘正怀藁’三县敌工科，为搜集情报，他曾打进了敌军内部。”

　　“搜集情报工作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我父亲因从事这项工作，不断换名字，有时叫吴国英，有时叫吴相，有时叫吴玉勤。即使这样，他还是被抓过一次。”吴振江说起这一段来，似乎有些激动，“那时我才六岁，当时有人向敌人告密，透露了我父亲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父亲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所在地(石家庄市南大街19号)，他被严刑拷打，折磨了好几天，但始终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后被党组织花钱买通关系救了出来，继续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946以后，吴国英在石门以开杂货铺为掩护，为党组织搜集情报，就这样，他做情报工作一直做到了解放战争胜利。“文革”中，秉性耿直的吴国英被错误地划为右派，1972年，53岁的吴国英因病去世。

　　讲述②:峥嵘往昔刻骨铭心

　　潘荣珍，今年83岁了。从1941年到1949年，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在8年隐姓埋名的工作中，他经历了数不清的危险，许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深知地下工作的艰难。

　　1941年，潘老参加革命，上级安排他在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石门情报站工作。他负责了解驻扎在今天五十四所的日本炮兵营的情报，他当时的身份是伙夫。在日本炮兵营工作的三年时间，潘老收集到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4年，上级把潘老调到了日本棉花株式会社。棉花是制造炸药的原料，这里能了解日军对棉花的调拨情况，由此判断军队的动态。

　　日军投降后，潘老又被派到石家庄机场工作，了解空运情况。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在石家庄市郊开展活动。

　　解放后，潘老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因为国民党遗留下很多特务组织，需要了解情况的人逐一清除。直到1949年，参加革命8年的潘老才终于公开了身份，成为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潘老说：“我们做地下工作的非常危险，而且是单线联系，有时还会被误解。但想到新中国的光明前景，我们觉得做的一切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