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打破这种“没有就业的增长”，从政策上，要改进地方政府以ＧＤＰ为主导的政绩考核导向，严格约束那些能带来数字上的ＧＤＰ增长但并不能改进公众福利、不能创造更多就业的“形象工程”；在整个宏观政策目标中，就业政策应该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应当重点倾斜的是能够吸引更多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增强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经济界强调应当保持较高ＧＤＰ增长率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通过较快的ＧＤＰ增长率，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的压力。那么，近年来中国快速的ＧＤＰ增长是否发挥了创造就业的功能呢？

　　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点的ＧＤＰ增长会创造200万～300万人新增就业，尽管在年度之间会有起伏，但是还相对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个点的ＧＤＰ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出现了稳定的下滑趋势，有的年份（如1998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在有的保持增长的年份，一个百分点的ＧＤＰ能够带动的新增就业，甚至不足百万。换言之，ＧＤＰ的就业弹性在趋于下降。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严峻就业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事实上出现“没有就业的增长”（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ｍｐｌｏｙ?鄄ｍｅｎｔ）的令人担忧的格局。

　　2003年以来经济强劲复苏的美国，实际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失业率却依然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使得美联储不敢贸然采取加息等举措。这体现了美国经济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中。反观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以及经济转型的任务，就业的压力较之美国实际上要大得多。从严格的意义上，考察中国的就业压力，不能仅仅看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还应当加上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形成的下岗职工、现有企业就业不足的冗员以及相当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即使不考虑目前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下的、需转移出来的富余人员，粗略估计，中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ＧＤＰ增长是否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

　　综合考察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骄人的ＧＤＰ增长业绩，未来20年要保持9％的ＧＤＰ增长并不容易，但如果ＧＤＰ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岗位的增长，那么，经济的增长最终还是会面临失业压力的冲击而难以持续。

　　要打破这种“没有就业的增长”，从发展模式上，就必须将目前过于注重ＧＤＰ增长的模式，转向就业优先、强调ＧＤＰ增长对于就业带动功能的发展模式。这既需要政策的改进、就业体制的创新、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也需要发展战略的调整、金融体系的改进。

　　政府在促进就业中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构筑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的求职者平等地提供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必要的服务；在就业服务过程中扶助劳动力市场上条件较差的社会成员就业，消除性别、年龄、残疾上的歧视；通过立法和监督，维护就业竞争的公平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应当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作为当前严峻的就业压力中的缓冲力量。

　　从金融体系改进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大部分稀缺的金融资源，主要用于支持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发展，从促进就业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近年来ＧＤＰ增长对于就业带动能力下降的金融方面的原因之一。较之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只需更少的资金投入就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需要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

　　从企业规模看，中小企业是吸引就业的重要动力，但是近年来恰恰是中小企业一直缺乏多元化的、有效的融资渠道，一些垄断性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则往往是资金异常充裕，如何探索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便捷渠道，是提高金融资源投入对于就业带动能力的重要内容。

　　另外，地方政府凭借对于投资活动的影响力、对于金融资源事实上的支配能力以及在以ＧＤＰ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制下，自然很容易通过将“经营城市”、影响地方金融机构等获得的金融资源注入能够带动ＧＤＰ增长、但未必能够促进就业的“样板工程”，因此，没有清晰责任约束的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ＧＤＰ增长对于就业的带动能力难以真正扭转其下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