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有报道称，中国的教育不再产业化，而要当成公益事业、以非盈利的方式办。我认为这大错，于是写了《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见2004年1月15日《南方周末》）。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讨论，我也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里再作回应。

　　一、中国教育的现状，是行政垄断综合征。有人热衷于争论教育的“外部效应”问题。他们说，教育如果不仅使受教育者得益，还使受教育者周围的人得益，那么政府就应当资助教育。到底是不是这样？教育是什么？他们争个不休。

　　我认为，这些争论不仅没有确切的答案，也没有意义。人有时候就是想上学受教育，可能为了当飞行员，可能为了涨工资、为了留城、为了欣赏文学作品、为了找对象。那又怎样？

　　别说教育那么大的事情，我现在到楼下喝杯牛奶都有外部效应。有外部性又怎样？我要喝牛奶，就非得政府来买不成？你不肯把钱给我，非要亲手买给我也成，你的牛奶我喝不饱，我自己掏钱再买别的牌子可以吗？

　　被计划经济长期禁锢的人，习惯了配给，也只懂得要求配给。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敢想象，取消了配给也还是能得到牛奶的；他们不敢相信也当然没有感受过，取消配给后的牛奶不仅更香更浓，而且更便宜。在他们的脑海里，牛奶是一种只有数量可言而没有质量可言的必需品，他们的唯一祈求就是配给不要停，能喝上九年被称为“牛奶”的东西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教育的问题，起源是教育资助。这是很多人思维混乱的地方。资助本身不是坏事，但用不着因此统管办学啊。为了资助教育，政府把办学统管起来，同时堵塞了民间办学的渠道，形成了教育的行政垄断，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二、教育资助应该通过“教育券”形式发放。政府真的要资助教育，大可以把资助教育的资金按人头发给学生，让他们拿着钱去选择学校和老师。政府要是想特别关照贫穷的学生，那也简单，就多给他们一点好了。

　　要是不信任家长，担心家长领了钱会克扣下来买酒买烟，政府可以改发“教育券”，让学生凭“教育券”去选择学校，然后让赢得“教育券”的学校到政府那里兑现。无论如何，政府都没有必要把办学统管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券”越早实施越好。中国的教育投资目前不算高，阻力还不算大。将来，惯于与世无争的教师，惯于接受资助的校长，还有惯于行使拨款大权的官员，会形成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阻力，反对“教育券”实施。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ＪｏｈｎＳｔｏｓｓｅｌ最近想出版一本主张“教育券”的文集，被出版社拒绝，原因是出版社担心，教师团体会抵制他们出版的教科书。Ｓｔｏｓｓｅｌ只能另找从不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美国教师团体的势力之大，可见一斑。

　　三、民间办学不会“认钱不认人”。还有读者来信说，实行民间办学，办学者会认钱不认人，乱收学生，从而砸掉学校的招牌。我回信反问：如果他来办学，会这么蠢吗？如果不会，那怎么能设想别人办学就会那么蠢呢？

　　中国的留学生都知道，要想到美国免费留学，越是名校机会越大，因为奖学金都集中在名校那里。清华、北大的学生，出国留学的人特别多，当中有几个是自己交钱的？显然，老美识货。就争夺人才而言，他们不仅有上百年的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背后有争夺人才的竞争压力。要向他们学习，就不能假装有这种压力，必须真的有这种压力。

　　四、民间办学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有人提出，教育质量难以衡量，所以必须让政府制定统一的评核标准。然而，正因为教育质量难以衡量，才必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教育不应该是生产线上的商品，而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服务。

　　有位中学教师，见我主张教育产业化，就写信来批评我不懂教育。我告诉他，他可能说得对。

　　不是我让步，不是假扮谦虚，更不是助长大言不惭的风气。我是要反问：如果连举世闻名的大教授也不懂教育，那还凭什么相信谁肯定懂教育？除非把选择权还给家长和市场，让时间和竞争来做裁判，不可能有更公允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