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又一次关注了非城市原住民子女教育问题(以下新闻事实和引文均出自相关报道)。这早已是一个社会之痛，每到新学期开学，都要周期性发作。可是令人忧心的局面一直在持续：高额的“借读费”把大量的适龄孩子阻挡在学校大门之外，而简陋的“民工子弟校”却往往处于不合法的困境中，办还是不办大成问题。

　　去年国务院下发的78号文件规定了教育部门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要“一视同仁”。有了这个规定，“借读费”和“教育原住民主义”应该没有了存在依据。但是，到了基层教育管理部门，却有另外的解读：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蒋平说，“这并不是要取消所谓的‘借读费’”！把“一视同仁”扭曲到如此“不仁”的地步，真让人无可奈何。

　　在“一视同仁”、“并不是要取消所谓的‘借读费’”的管理理念面前，“民工子弟校”的日子不可能好过。而民工子弟要读书的硬道理，使民工子弟学校要顽强求生。于是有关方面“取缔民工子弟校”的工作做得非常艰苦。推土机按既定的速度缓缓向“不合格”民工子弟校推进，孩子们纷纷作鸟兽散之类新闻时有所闻。当然，更多的时候有关方面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例如，一方面宣布依法取缔，勒令停课，一方面贴《告家长书》曰：“该校不具备九年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教育局将对其坚决依法取缔；该校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旦学生发生安全意外，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任何保障；该校系违法、违规办学，国家不承认其学历，即学生不能正常获得毕业证书，也无法保证正常升入更高一级学校学习；为了让您的孩子有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请各位家长将您的孩子送入合法的、正规的、有保障的学校就读。”

　　可是，那些家长就是“请不动”。他们就是要读那个“不合法的、不安全的、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学校”，他们不读“合法的、正规的、有保障的学校”。如果只听一面之辞，你就想不通为什么家长们是如此“不通情理”，好像他们都是些偏执狂，非要把孩子弄去“报废”不可。实际情况是，有关部门隐瞒了重要情节，让我们把它恢复过来：一个小孩去年在当地的公办小学读的一、二年级，每年都要交1200元的借读费，杂费一学期也要收400元，三年级就在民工子弟校里上的了，每学期只收620元，别的钱就都不用交了。

　　至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人在义务教育面前苦苦区分是否原住民了：简陋的民工子弟校正在跟公立义务教育学校争生源。在国家强力推行“取消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的规定面前，民工子弟的“借读费”成为公立学校一项没有风险的财源。而某些教育主管部门就在学校外围追堵截，为教育寻租拉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关方面成功地把那200多个贫困的孩子赶进了“昂贵的义务教育”学校，有关方面将如何处置那一年约30万元的“借读费”？有关方面收了那么多年的“借读费”，钱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没有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建起一个“没有安全隐患”的学校，让他们不再“借读”？

　　至于“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那肯定是好不到哪里去。作为一种“教育自救”，民工子弟校肯定没有国家财政投入的义务教育学校正规。并且，我相信，它们通常不可能是雷锋在办。当公立学校以高额择校费把生源往他们那里赶的时候，简陋的民工子弟校在经济上就有了生存空间；当他们处于不合法的压迫感下，他们不可能没有短视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和物质环境下，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只能令人忧心如焚。可是，即便是让那些孩子在简陋的民工子弟校上课，也比让他们不上学强。

　　与大量的非原住民子弟上不了学的现实并存的是，城市义务教育生源相对减少，教育资源已经相对不再紧缺，以至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合并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原住民的子女还是被排斥，这就不是一个不作为的问题，而是负向的作为。同时，有些地方官员不顾违背“国家举办义务教育”的法律而把治下学校卖光，却没有一个官员把解决非原住民的义务教育作为自己的政绩。另外有的地方已经由政府举办部分“民工子弟校”。这应该是出于一片公心，但是，用国家财力去修建“简易学校”的做法，仍然是“原住民教育优先”的思路，与平等教育权相背。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去年教师节，温总理去看望了一所民工子弟校的师生，并把这句满含感情的话写到黑板上，与民工孩子一起朗颂，这一情景感动和温暖了多少人的心。同时，一个令人欣喜的现实是：我国城市经济迅速崛起，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甚至不乏超前，如果有关方面认真实行教育法的规定，合理规划和配置资源，让所有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孩子“共同成长进步”，并非不可能。为此，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有关领导要树立教育平等的观念。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