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了热销的长篇小说《青狐》，掩卷之后不禁一声叹息，便叹息出了上面这个标题，也就想斗胆出来说几句。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女作家的故事。主人公卢倩姑是一位渴求爱情、向往自由的女子，却在冷遇、白眼中枉费青春。后来，她赶上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勇闯文坛并一举成名。然而她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一塌糊涂。经过了半辈子的历练打磨，主人公终于成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爱恨交加又褒贬莫名：妩媚妖娆又没心没肺，活灵活现又亦真亦幻的女人。完成了作者用于书名的那个形象：青狐———一只类如《聊斋志异》中的“玉面狐狸”。

　　据此书所附的行销者的宣传“腰条”说，该文本是不同凡响的，乃是“风姿万种，才情百态，悟出人生哲理，下笔如冷面杀手；‘季节’裁新体，波浪千般，苦闷九重，说破春秋奥妙，行文是古道热肠。”

　　此书当真有如此之创新否?读罢文本便觉得大有言过其实之感。单是上面那个故事框架，我们就似曾相识。假如我们换一换主人公的性别，再对应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环境际遇，不免会想到另一部书来，那就是贾平凹的《废都》。如果说《废都》试图透过欲望与功得的纠结，来解构隐于历史烟尘中的凡夫俗子，从而以展示有血有肉的凡人来重构历史的话，做一部中国文坛的“大观园”，贾先生的书还算得上是基本上成功的。

　　做小说的人都明白，作家的生命在于创新，就连重复自己都犯大忌，何况拾人牙慧。成都话中有一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词语，是过去小孩子爱用的词语，就是将“跳舞”说成“比舞”。我们不妨将它引入进来，作为一种批评工具。如果说“跳舞”是创作，是灵魂的律动的话，那么“比舞”即是身段的模仿，是一种简单的图解。反过来看，一个作家的书成名了，便有许多的模仿者，本属正常现象，也是许多文学青年的必由之路。本来我们断然不会相信，像王先生这样的名震海内外的大作家会模仿别人的故事来做新的文本。然而此书又给了我们这样的读后感。假如是偶然的巧合，也只能是王先生出新著之心切，且心力过重时的一种疏忽吧。

　　有位专家告知我，小说者，“写一个好故事，但是必须写好一个故事”。

　　我以为这是经典之谈。人活着本身就是故事，正如那句名言：“每一个十字架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十字架不会做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只能由作家来做。这就成了写好一个故事的问题了。这一点我有绝对的发言权，因为王先生20年前诗兴大发的时候，我曾在中国一家非常著名的诗刊做过他的责任编辑，他应当知道文学的创作者不论以什么文本写作，语言的创造力是其根本。而在《青狐》当中，王先生所谓的语言老辣却让我们十分的失望。我曾研究过现实主义题材叙事的模式问题，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叙事主体与主人公的双重尴尬局面，即作者既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作品又连带着自身经历的人文批评。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这是不是一种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人文发言。能够在这尴尬的中间既获得知识分子好感又获得广大读者好感的作品，只能是语言的创造。语言即生命———这个命题王先生是不会陌生的。比如王先生一直在写诗那样。诗的语言能创造现实的语言，也能超乎于作者自身，成为民族新语言的一部分。而恰恰在《青狐》的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王先生的语言“纯熟”，全然找不到当年“意识流”那样的创造感。

　　人非圣贤，王先生的大意又会不会与时下文坛的风尚有关呢?我们就不得不推敲一下“青狐”这般女人的来历了。

　　自《上海宝贝》热销以后，将女性话题用来做长篇小说的热潮虽几度变异，却始终是一门时尚。曾几何时，在广大书商们的推波助澜下，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宝贝”们一时铺天盖地而来。后来也终于让受众疲劳、倒了胃口，才在市场上留下了两个空缺：“中国宝贝”与“乡镇宝贝”。

　　然而“木子美”们却不忍心看到这场女性时尚话题冷下去，更是赤身裸体地站出来发问：“你性什么?!”一时间又让世人瞠目结舌，让市场收入大量钞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炒作”为目的的写作，不仅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道义取向，而且发生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文坛上有那么几位敢于当众“脱”的女人，以为是在行“英雄”之举，其实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女性的价值取向，更不能代表女性的解放。达·芬奇说：“一只小鸟的重量就可以转动地球。”假如把女性解放简单地等同为性暴露或性放纵，无异于是对全世界女性的蔑视和嘲弄，是在出卖全人类的母亲。

　　我们从少年时代就十分敬仰的王先生，该不会有如此的“古道热肠”，是在这般风潮的影响下有此新作的吧?这问题我们不敢想，也不愿意再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