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告倒省委书记，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郭光允因此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他把自己反腐的不平常经历写成书，贪官看到的是自己的不祥结局，公民看到的则是正义得到伸张。

　　2003年2月13日，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落实尉书记的批示。当天，我和老伴接到市直工委的电话请我们过去，当面商议一下为我平反的问题。请注意，不是“宣布”，而是“商议”。想必市里的同志也估计不准，承受了8年之久的刑讯、打压、冷落、白眼的郭光允，是不是已被生活折磨得性情古怪，难以沟通了！

　　我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衣服，跟老伴前往市委。

　　这时，读者一定会猜想，这场面肯定是隆重、悲喜交加、哭声震天的，一定是……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没有任何“重放的鲜花”，甚至没有意味深长的握手和泣不成声的抒情。8年了！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几个8年？一切怨尤都被磨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和老伴带着这个心情基调去的，所以平反的场面有些冷冰冰、不太自然，双方甚至还互相存有一些戒备心理（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测）。

　　市直工委的一个同志简洁、快速地给我宣布了决定，并代表党组织向我正式道歉，明确宣布：“以前搞你这个案子是搞错了，这一次彻底为你平反，不留‘尾巴’。”接着又说，“郭光允同志，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给市委提出来，我们设法解决。”

　　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吸了一口气，语调清晰、有条不紊地提出了我的五条要求：

　　一、我的检举行为应有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

　　二、恢复并给予我合适的行政待遇；

　　三、落实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四、消除影响，销毁家人和朋友的黑材料，归还抄家时拿走的东西；

　　五、报销16年的医药费。

　　他们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答应“会考虑解决”我提出的要求。我猜想，这几位同志一定有点失望：为什么郭光允没有表现出一个高姿态，反而还给党提条件？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认为我揭发、检举的使命已经完成。我自己揣度我的身体状况，在世之日恐怕不多了。我也不能向时间索还什么了，我只能依托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给我应有的补偿。

　　这也许是个不太“高风亮节”的结尾。至今，河北省的一些同志对我还颇有微词。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权利意识，这是一种现代公民所应该具有的观念。我这样做的感情动因是我为生命的折耗感到悲伤。我这样做的理智基础是我在经历了数不清的“非正常”之后想求一个“正常”。一句话，我这样做，是希望党组织给我的特殊贡献予以肯定，而不仅仅是媒体的肯定。

　　我了解到，省主要领导在会议上已表示一定给我解决问题，满足我的5条要求，但是一眨眼几个月又过去了，情况还是没有丝毫变化。我在这期间给省领导写信反映这种情况，这封信如石沉大海，至今杳无音讯。

　　某种意义上，对于求索“正义”、“正常”而言，这一次宣布平反不是终结，而是开端。程维高、李山林的下场

　　在我不断上访吁求之际，不断有新的消息让我感到振奋，某种意义上，这种欢欣和喜悦，反倒比宣布的“平反”还令我感到神清气爽。

　　2000年3月1日下午，李真被“双规”。

　　河北的干部们兴奋地议论此事，在老干部中心、在单位、在街头巷尾，各种传说和“乡议”传播开来，从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议论中，反映出人们的一种信念:河北的问题，比目前揭露的严重，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河北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人们虽不点名，但已经心知肚明。知道内情的人说：程维高的秘书有事的，岂止李真一个，跟了程9年的原省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这回也脱不了干系（果然，半年以后，从美国偷偷溜回来的吴庆五在北京机场被边检人员扣留了，随即押送山西省阳泉市看守所，同他的难兄难弟李真羁押于同一个看守所里，再度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逢”）。程维高“有事”，已经成为河北干部群众的共识。

　　不久，一位老干部打电话告诉我：马上要对李山林采取措施了。果不其然，李山林被“双规”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李山林后来的人生轨迹。

　　李山林副市长落选之后，歇了好几天都没来上班———据住在他家对门的一位市建委领导说，他在家睡了3天。李山林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了这样一番让大家大跌眼镜的话：别看我没选上副市长，我不在乎了！我这回哪也不去了，我就干我的市建委主任。

　　他这番话倒不是完全冲着那些“幸灾乐祸”者说的（虽然副市长选举失败之事也让他感到相当无趣），据河北电视台“反腐警示”栏目披露，李山林在看守所交代，他突然贪恋市建委主任这个职位就是为了捞钱。

　　李山林的捞钱，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减免配套费；二是为南京二建揽工程。

　　可是1997年，李山林突然辞职下海了，请留意：他不是办的退休或病退，而是“毅然”扔掉了乌纱帽，到他的老朋友张保祥那儿当了副总兼“总工程师”。李山林为什么要选择“全身而退”而不贪恋退休后的福利待遇呢？据我分析，他有这样一个如意算盘：他在职时，受贿数额巨大，捞足了钱，所以急于摆脱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免遭法律追究（此人的不懂法律和自作聪明就体现这里）。

　　李山林的这种手法，在建委主任任内就干过一次。他授意他的司机兼亲信从单位“辞职”搞了一个建筑队，由他这个建委主任向“在野”的司机发包工程，赚取所谓“合法”利润。

　　随着国家整顿建筑市场，李山林暗箱操作工程配套费的权力空间越来越小。原先，李山林任副主任时就可以大笔一挥减免配套费，现在，这个权力收归给市府了，任何一项城建配套费减免必须经过市长办公会集体讨论，李山林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满大街吆喝“给你减免配套费”了。没有了搞鬼的空间，这也是李山林不再贪恋建委主任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山林所投奔的老朋友张保祥能够“慷慨”接纳这位老友，除了本书《建委风云》部分所披露的猫儿腻外，据河北电视台揭露：“李山林后来在这家公司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张保祥后因骗取出国退税数额巨大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老朋友李山林从事了什么“经济犯罪活动”我不可得知。我只感兴趣的是李山林在电视上露面的表演，从他的寥寥数语中可以窥见这个人的灵魂，证明我当年对他的判断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反腐警示”的记者称，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就是捞钱吗？”

　　他还悻悻然地责怪他的同伙：“（捞钱的事）他们开始说万一出事他们自己担着，结果倒好，都推到我这里来了，哼……”

　　从以上话语中，足见这个人没有醒悟，这也是他的悲哀。

　　在腐败分子形形色色的捞钱心态中，这种“一人坐牢、全家享福”的心态是更有危害性的，而且，现行相关法律对于如何把腐败所得没收归公以及防止腐败赃款外流，似乎还没有很好的对策。一旦腐败披上了“为家族等类似的小团体谋利”的外衣，就变得更隐秘、逃避惩罚更多。

　　李真被“双规”以后，程维高就基本上无所作为了。从那以后，他主要是转攻为守，一方面紧紧用手把住自己的钱袋，想方设法保住既得利益，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儿子举家出逃加拿大；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自保。

　　2002年8月30日，李真及相干人等分别被处以严厉的刑罚。然而李真也没有“口”下留情，“拔出萝卜带出了泥”，程维高的个人地位岌岌可危。

　　2003年2月13日，河北省委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8月9日，程维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

　　我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