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峰在过去25年改革开放历程中，我省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业联动、城乡联动、区域联动、多种所有制经济联动的发展路子，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然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弱势群体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对“三农”发展的制约作用仍十分突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思想，这为我们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必须首先搞清楚“谁来统筹”这一基本问题。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是有效配置资源、体现效率原则的一种手段；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则是弥补市场失灵、体现公平原则的一种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将资源主要配置到了城市，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了“三农”发展的滞后。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微观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城市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区域，吸纳了大量的农村生产要素，进一步导致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的扩大。这就告诉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及相应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且要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不利于“三农”发展的缺陷。因此，我们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按照公平的原则，制定公共政策，加强宏观管理，促进“三农”更快地发展。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当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硬一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长一短”的问题仍十分突出，难以满足不断富足起来的农民群众的要求。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各级政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的本质，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中心任务，并将此作为检验我们工作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要坚持以体现公平为原则，着力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在“三农”领域，政府职能不到位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的市场信息、生产技术、金融保险、产品销售、生产者补贴、体制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供给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社会事业等建设没有完全纳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集聚不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全、覆盖不广、标准不高。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各级政府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加大对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尽快建立健全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坚持以深化宏观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城乡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当前，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宏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配套，是导致当前“三农”发展滞后的根本因素。如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建设滞后，欠发达地区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国民收入在城乡间、地区间的再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各级政府必须把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特别是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滋润农民兄弟。要坚持以县域为平台，全面推动农村的繁荣与进步。县域是“三农”问题的发生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战场”。在过去的25年中，浙江走出了一条以县域为平台、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动力、县域经济为支撑的统筹城乡发展路子。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县级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主要责任，进一步加快县域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村新社区建设，着力增强县城、中心镇对产业、人口的集聚能力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能力，着力增强农村社区对城市文明的接纳能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加快向农村辐射。坚持以端正干部政绩观和完善政绩评价体系为保障，真正落实执政为民的宗旨。当前，有许多问题应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都说农业重要，但农业投入却老是难以增加？为什么年年都把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但农民收入却老是增长不快？为什么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农民利益却往往难以保障？为什么中央一直强调“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是无足轻重？干部政绩观偏差、行为短期化和对干部政绩评价标准的片面性则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关键因素。在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确立执政为民的政绩观；另一方面，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调整和完善对干部政绩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广大干部端正政绩观提供正确的导向。（作者系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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