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27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民事案件。一时间，这起由小学生“跳楼日记”而引发的诉讼立即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有人称之为国内罕见的“小学生跳楼日记官司”……

　　成绩差“受歧视”

　　1999年9月，离异后家住大连兴正街的雷瑞瑞领着6岁的女孩章京京到当地小学读书。女儿刚刚读完幼儿园。当时每一个孩子入小学都需要经过智力、知识方面的考核。考核合格之后，章京京的母亲雷瑞瑞很快为女儿办理了入学手续。

　　按照雷瑞瑞的说法，由于女儿学习成绩较差，给班级的成绩抹了黑。她对记者说：“由于拖了后腿，老师就烦。有一次老师还说因为我女儿的成绩，她还受了罚。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开始对章京京有歧视的倾向。比如老师态度很不好地说她‘彪乎乎的’等等。”雷瑞瑞还对记者说：“这位老师很烦我的女儿，有时还不让同学们跟她一起玩，这让一个女孩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女儿多次说老师对她不好。而更可怕的是，老师对她的歧视直接影响了同学们对她的态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歧视她，欺负她。孩子经常挨打，女儿在班里是个受气的人。”

　　三年级时，有一天晚上雷瑞瑞为女儿洗澡的时候，忽然发现她的身上有几处青紫的伤处。再三追问下，女儿说是班里一个叫杨小格的男生无缘无故打的。这使得雷瑞瑞十分气愤。第二天，雷瑞瑞便找到老师。而这时两人在谈话时产生了不快。雷瑞瑞认为，女儿一直受歧视，老师没有尽到责任。而武媛媛老师认为：作为一名学生家长，雷瑞瑞不应该到学校里大吵大闹……两人因为此事产生了不快。

　　从“心烦”到“要跳楼”

　　老师常常要求同学们写日记。这当中，章京京几乎每天都认真地写。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些内心的想法，她都能用日记的方式描述出来。妈妈看了以后感到高兴。但是，母亲有时看到女儿在日记中写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日记中写到老师的不友好的表情，写到学生欺负她的一些情节，这位母亲的心里就感到难受。比如2003年6月11日的内容是这样的：“我很喜欢上学，可是我走到学校就不快乐。下课了我独自在操场上，看着老师很得意的样子，就像大灰狼和小白兔……从现在开始，我独自到操场跳绳，虽然到学校不快乐，但我一定要装做(作)快乐、高兴。妈妈我哭了，我太难过了。”

　　而第二天的日记是：“妈妈，老师为什么不善良，为什么不负责任，想着想着我哭了。我要妈妈来保护我，我太伤心了，我太难过了……我很难过，现在同学们不跟我玩了，同学们都怕张老师。”

　　6月16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同学告诉我，老师不让同学跟我玩，也不让我课间跳长绳，我心里想，不玩就不玩，不跳就不跳，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一定要保护同学，坚决不说出是哪个同学告诉我的。如果老师知道这个同学会象(像)以前那些同学一样被老师说的。所以我要保护同学不说出名字。”

　　8月4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每天6点起床，叠被子，帮妈妈拖地。吃完早饭就开始学习。妈妈教我数学、语文还有英语，我心爱的妈妈真了不起，妈妈要是老师那该多好啊！这样就不用去上学了，在(再)也看不到老师恶狠狠的眼神了。”8月12日她这样写道：“明天就要去(学校)集合了，我一点都不高兴，我也烦透了，我不喜欢上学，我也不喜欢学校老师，我害怕老师恶狠狠的眼神，我害怕极了……”

　　这些日记被母亲“看过之后，在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而有一天雷瑞瑞再次看女儿日记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了一篇女儿“要跳楼”的日记：“妈妈不让我写日记，我偏要写。老师说我撒谎，我没有撒谎，是老师错了。同学们经常欺负我，还常偷我文具，我不再跟妈妈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我怕妈妈生气。我心疼妈妈。如果我再特难过伤心极了，我会跳楼死在学校，这样我就听不见老师说我撒谎，同学们也不能再欺负我了，我也听不到同学骂我biao(彪)了。”

　　当时，老师经常查看学生的日记，有时还写上点评。雷瑞瑞发现，这篇“跳楼”日记，武媛媛老师看了后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A＋。

　　雷瑞瑞感到，女儿的受压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容忍的程度了，说不定哪一天女儿也许会真的跳楼死在学校，这样有着严重后果可能的心理状态，老师在知情的情况下不去安慰学生，反而给日记一个最高的成绩！

　　双方交涉未果

　　这天晚上，雷瑞瑞将电话打到了武媛媛的家里。雷瑞瑞说：“孩子的事情这么严重，你作为一名老师，不但不替学生的安全着想，做她的工作，反而给这篇日记判个最高的成绩，是什么意思？”武媛媛老师说：“我主要是考虑章京京平时的日记写得不算好，这次表达了她真实的情感。我认为这篇日记写得不错，应当给判个最高的成绩。”电话里，两人吵得很不愉快。第二天，雷瑞瑞来到了学校，要找学校理论一番。当时学校教导主任接待了她，并说：“老师判这个日记没有什么错误，老师认为这是表达了真实的情感，应当判个好成绩。听几位老师反映，章京京这个学生成绩很差，日记也写不好，现在有进步，当然应该判个好成绩。”

　　之后，雷瑞瑞又找到了学校的书记。雷瑞瑞拿出了那本日记对书记说：“孩子在你的学校里常常受老师的另眼看待，这些情况有的都写在了她的日记里，尤其是5月7日这一篇，孩子写到了要跳楼……请你看一看。”书记看了后说：“老师的做法没有错。”雷瑞瑞说：“孩子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你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说法！”

　　据雷瑞瑞讲，她将话说完就拿起办公桌上那本日记要往外走，这时书记也抓住了这个日记，两个人争夺了起来。当时这位书记撕去了一部分日记，所幸的是那篇直接引起纠纷的5月7日的“跳楼日记”还在雷瑞瑞的手里。

　　最终诉诸法律

　　后来，雷瑞瑞拿着女儿的日记来到大连市教育局，信访科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他们看了这篇日记后，对她说：“你反映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处理。这样办吧，我们给你写一个条子，你去××区教育局找××同志，让他帮助协调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求孩子转学，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协调。”

　　第二天，雷瑞瑞来到了区教育局，找到那位同志。那位同志很忙，对她说：“我现在很忙，这个事情暂时没有时间处理，改个时间再来吧。”在这种情况下，雷瑞瑞就此向当地人大上访。此间，雷瑞瑞与女儿商量转学。但章京京坚持不同意。她说：“妈妈，我不想转学，因为事情不是我的错，而是老师的错，所以我不走，我要求老师道歉。”

　　转眼到了2003年11月，这时章京京的班主任已不再是武媛媛，而改李月华担任。后来，雷瑞瑞多次要求老师向学生当面道歉，并要求学校对这位老师做处理。但是双方几经交涉……都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雷瑞瑞代表女儿开始向甘井子区法院就此提出了诉讼。她将学校列为第一被告，将武媛媛老师列为第二被告。她在诉状中说：“原告(章京京)在上学期间，因受到第二被告在学校期间的歧视和惩罚，给原告的学习、精神造成极大压力……由于老师对原告的歧视，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原告‘彪’，让班里同学不要跟原告讲话。致使同学们在学校孤立原告，给她的学习和精神造成极大压力。学校对小学生的教学规定是必须每天写日记，老师定期收上来进行点评，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及时掌握孩子们的思想。由于班主任老师经常对原告进行精神折磨，以及同班同学对原告的另眼看待，使得原告幼小的心灵上产生对老师的恐惧及对生活的悲观，于是从原告的日记中便流露出来要跳楼的不良倾向。……”诉状中，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3、返还被被告抢去的那半本日记。

　　2003年12月18日，甘井子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起特殊的民事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被告武媛媛老师在答辩中说：“章京京刚上学时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生活处理能力很差，我经常把她领回家，多与她接触……随着年级的增高，我全身心辅导、关爱她，并动员全班学生都来帮助她……”关于“跳楼日记”，武媛媛老师辩解道：“原告的日记，不是她自己写的，这个学生根本写不出来这样的日记……”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记者就本案采访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他们对记者说：“根据平时的表现，章京京同学的日记根本不是她自己写的，都是她的母亲让她写的。武媛媛老师在我校表现一直很好，还是个先进工作者。但是鉴于老师与家长的纠纷，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调换了班主任，反复做家长的工作等等。章京京的母亲所说的老师歧视这位学生根本不存在，另外她所说的校领导抢日记的事，也是不存在的。”

　　此案引人深思

　　2003年9月开学后，章京京所在的班级由李月华担任。据雷瑞瑞介绍，这位老师对章京京特别关心。在学习和生活上多次鼓励和帮助她。在雷瑞瑞的家里，记者看到了章京京关于新老师的日记：“放学了，李老师说把我的桌布拿回家洗。李老师对我好关心，我在心里谢谢李老师。等我长大了，我把李老师当成亲姥姥，我也一定能对亲姥姥好。2003年11月10日。”

　　此案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大连海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有权说：“这一‘跳楼日记’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目前孩子的心理成长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地指责老师或家长。”大连黄鹤心理咨询事务所所长黄鹤认为：“目前学生群体中有心理问题的占20%，普遍是心理素质差，易敏感、焦虑。家长和老师应多与他们交流，多鼓励，多肯定，多认可，少批评，少指责，同时家长与老师也应多配合，一起呵护孩子的成长……”(本报通讯员 马进)

　　新闻评议 别拿孩子的生命去测试道德

　　据《中国少年报》一份资料显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仅获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少年英雄”就有36人。其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有9人，舍己救人的有14人，保护牲畜的有5人，救火及救火车的有5人。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和心理上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幼稚与不成熟。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对自己的“壮举”负责。如果不顾自身条件而奋勇搏斗、英勇救人，这种有“勇”无谋和有勇无“力”多半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

　　在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中，生命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没有生命作为依托，其他权益也就无从谈起。而比之于成年人，未成年人无论生理、心理均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他们的生命权应受到社会的特殊保护。因此，依法维护未成年学生的生命安全，理应成为校园安全关切的重中之重，这种对于弱小生命的关切，理应拒绝那种来自“道德”名义的不当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清晰、刚性的法律表述扎紧未成年学生权益的保护网，不但不会弱化见义勇为精神，反而更增人文关怀，这是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贯彻落实，也是教育制度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具体体现。(陈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