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健 实习生 徐云龙／文 张曦／图

　　样本名称：新蔡县。

　　样本概况：农业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纪委对口扶贫单位。人口101．3万人，农民近90万人，耕地面积129万亩。2003年完成ＧＤＰ32．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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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收数据：2003年农民纯收入人均1627元，因2003年遭受自然灾害，比上年略有下降。

　　一弯月牙，一颗孤星，车抵新蔡时，空旷深澈的苍穹静静笼罩着这片寂寥的土地。

　　一切都被遮盖起来，连同地里的庄稼和路边的村舍，路途的平缓令人昏昏欲睡。但是到了第二天，眼中所见完全变了样：老农慢悠悠赶着牛羊在田野中游动；谁家的炊烟正在袅袅升起；一片又一片的浮云慢慢临近，仔细一看却是一个个掩映在杨树林中的村庄……

　　这既是一曲安详和煦的田园牧歌，也是一种充斥着诸多梦想和激流的现实。

　　新蔡，古称吕州，春秋时因蔡平侯迁都于此，故名。该县地势低洼，一马平川，农耕文明沿袭至今。无山，亦少水，这里的人们形象地称自己的生活是“土里刨食”。

　　但一些嬗变正在发生，走出去的道路也正在延伸。当地人说，看河南要看驻马店，看驻马店则必来新蔡县。此间缘由无他，一个独特而别致的“洪水招待所”的绰号就足以让人对其“另眼相看”。“兴农示范村”

　　春分未到，田间地头一派绿油油的景象。从新蔡县城向西，路两边不时出现“党员干部四级示范基地”、“万亩林果园”这样的招牌，一辆辆机动三轮车“突突突”地来回穿梭，其速度并不亚于小轿车。

　　砖店镇周寺村到了。一排砖瓦房，坐落在公路旁，那是村委会。车刚停稳，一只小狗凑了上来，随即，更多的犬吠声从远处传来。村党支部书记吕玉喜大声招呼一个匆匆赶来的汉子：“吕向阳，招呼记者到你家的养猪场看看。”

　　来之前，镇党委书记冯琦就向记者介绍，砖店镇连续5年被县里评为“小康建设示范工作”综合排名第一，其中的典型代表要数周寺村，“这个村，饲养、种植都已初步形成了规模”。

　　此言非虚。周寺村周围的庄稼地里，到处都是塑料大棚和养猪场，吕向阳的4个大棚和1个养猪场在其中较为醒目。养猪场里100多头子猪体肥毛亮，“嗷嗷”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猪100天就可出栏，一年3茬下来，再加上种菜，俺家的收入有5万元左右。”吕向阳扳着指头兴高采烈地算起了账。

　　吕今年38岁，1994年后曾到外地干过泥瓦匠和烧窑工，因为“一年下来落不了几个钱”，他回来后开始在村里承包土地，目前总数已达30亩。种的一般是玉米、大麦，主要供应猪场作饲料。同时，他也建了4个大棚，种上了多种时鲜蔬菜，“今年蔬菜、生猪价格都好，待在家里不动，都有人找上门来收购了，挣的都是踏实钱”。

　　在家挣“踏实钱”，这是周寺村一部分青壮年劳力的选择。但全村2560口人，外出打工的近1／3。出去了，土地就闲置下来，于是就有人回过头来承包。

　　按冯琦的看法，过去，“地种得越多，农民赔得就越多”，只有调整了种植、饲养结构，“农民才能增产增收”。也许正是受此思路影响，周寺村4400多亩土地，用于建设温棚蔬菜、林果、花卉基地的就占了一半，剩下的也正在推行“间播套种”（一方面种玉米、小麦，另一方面还在垄上种棉花、蔬菜、瓜果等）。

　　应该说，作为“兴农示范村”，周寺村的富裕是远近闻名的。吕玉喜指着村里到处栽种的杨树对记者说：“这两万多棵杨树成材后，村集体就有200万元的收入。”他又拉记者跑到村西头一片摆满了砖头瓦块的空地，指着一幢崭新的二层楼说：“将来，这里要规划成一片居民小区。村里人家家户户都有钱，就等着按这种统一式样盖房子了。”

　　婚丧、看病、子女上学、盖房，农民的大宗支出一般就这几项。周寺村在追求“小康”，无论时间长短，但它的确以一种“示范”的作用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打工“淘金路”

　　种地—外出打工—返乡，这几乎成了每个新蔡县青壮年农民的人生轨道。吕向阳返乡了，他获得了“成功”，但很显然，由于“新蔡县人多地少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依然执著地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走着“淘金路”。

　　这种故事在每个乡村中都大量存在。据统计，新蔡全县共有101．3万人口，仅外出务工者就有25万，每年创收6亿元。

　　李桥回族镇大李庄村坐落在新蔡西北部。全村可耕地3800亩，北接“东湖”，西临“红河”，每年不是涝，就是旱，以至于当地人在种地的观念上仅仅是“夏季保口粮，秋季能收就多少收一点”。

　　至于收入，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润超对记者叹了口气：“一靠饲养，二靠打工。”

　　这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脸色黝黑，干支书已经10余年。记者随他到村子里转一转，到处是低矮的瓦房，有的明显已经长久无人居住，屋顶上的枯草随风摇曳。出得村子，走到田间地头，地上留存着去年水淹的印记，踏上去，一脚浮泥。再往远处看，一片水光粼粼。

　　就这样一个村，2900多人出去了几乎一半。“有孩子的，丢给老婆子、老头子，屁股一拍就走了。一家要有两三个打工的，家中就会宽裕些。”李润超告诉记者。

　　也有些人外出闯出了名堂：一对李姓兄弟长期在北京从事家庭闭路电视安装工作，每年回老家“都会开着小轿车”；一个年轻人在广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经理，另有一个女娃到蛇口一家饭店负责客房管理，他们的月工资都在3000元以上———数着这些“有出息”的打工者的名字，大李庄村的老人们一个个喜笑颜开。

　　打工者外出干些什么工作？从当地人介绍的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建筑装饰、厨师、保姆等体力劳动工种范围内，有些人的经历甚至不乏传奇色彩。

　　依然是砖店镇周寺村，吕新军兄弟三人8年前到广州拾垃圾，后来相继在当地开了两家垃圾收购站。记者走进他们在周寺村的家，正赶上老三吕新峰从广州回来探亲。他告诉记者，去年，这两家垃圾收购站每天至少会收到1万元的“货”，按20％的利润率计算，“一天可收入2000元钱”。

　　发财了，兄弟三人开始“招兵买马”，先后从老家又带过去20多人。今年过春节，为示庆贺，他们专程回来请戏团在周寺村唱了5天的大戏。老母亲杨春荣站在她家破败的院里，流着眼泪对记者说：“我可享福了，村里与我一茬的人，死得没剩几个了。孩儿们走了，我这院也空了。”

　　空的院落，在新蔡还有万千家。郑州一家建筑安装公司的老总秦东方原是新蔡黄楼乡秦桥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先是到北京给别人打工，而后又独自成立了建筑公司，其下属工人中有1600多人来自家乡新蔡。

　　走出去，然后反哺家乡，在新蔡，这已成为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在洪水肆虐最为严重的顿岗乡土楼村，12位外出打工者去年共出资近10万元为村里修了一条800米长的“竖砖路”，当地百姓为他们的善举立起了一块石碑。记者辗转找到其处，无奈天色将晚，只得在暮霭沉沉中抚着碑面感慨万千。

　　民工潮正在裹挟着新蔡县的每一个人。“由自发到有序、有组织，我们正在从上到下逐渐加强相关管理工作。”新蔡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王文昌对记者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工和民营‘两民经济’。”民营与民工

　　发展民营经济，这意味着新蔡县正在逐渐加强自身工商业体系的造血功能。按照去年该县三个产业20％：44％：36％的构成比例，民营经济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得该县明确提出：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相结合，与发展民工经济和东西部乡镇企业合作相结合。

　　其中，孕育着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

　　李宏利是李桥回族镇的一个农民。他原任镇福利制革厂的厂长，2001年又投资400万元兴办了新蔡长城肉牛饲养厂。他原打算主要发展饲养，但没想到肉牛交易却逐渐火了起来，并形成了贩运、屠宰、加工一条龙的经营格局。

　　“我这儿，一天可交易肉牛200多头，郑州的三大牛肉批发商，有两户都由李桥供货。你可以看看，这里方圆几里两三千口人，家家户户都在养牛，加工皮、肉、骨、毛的个体户，这两年也为数不少”。李是团中央十五大代表，他被推选上的原因主要是带领农民致富。

　　记者看到，许多农户家内院外都拴着几头牛。该镇镇长高党玉介绍，目前全镇已形成了3个养牛、养羊专业村和3个皮革加工厂，从业人口占到了全乡总人口的1／10，“上级政府对我们有一些扶持政策，农民也逐渐摸透了行情，所以这一行业逐渐成了我们镇的支柱产业”。

　　组织分散的农民进行生产经营，这在李桥回族镇表现得极为明显。正如高党玉所说“培植一个点，带动一个面”。

　　杜达制鞋厂是去年李桥发展的两个工业项目之一，主要生产面向农村适销对路的各种布鞋。但该厂许多工序都被分解到了几百个农户家里：那些农村妇女根据自身情况前来领走鞋帮、鞋底，回去加工完毕后再交回厂里，多做多拿加工费，少做也无人责怪，农闲农忙皆随自愿。

　　记者曾在大李庄村见到一位名叫王金英的中年妇女，她为杜达制鞋厂纳鞋底已有3个月。她说，前几年，她公公、婆婆因病先后去世，家里欠下几万元的债。无奈，丈夫到北京打工，家里的4亩地全凭她一个人干。儿子上学要花钱，她经常为此愁眉苦脸。现在好了，鞋厂通过这种方式让她“打工”，她既能为孩子做饭、到地里干活，同时又能“忙中偷闲”纳上几双鞋底，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

　　“你一天能纳多少双鞋底？”记者站在她家倾斜欲倒的大门口问。

　　“20多双吧，俺刚去。隔壁老魏家纳得才多呢，一天40多双。”王金英有些扭捏。

　　“一双鞋的加工费有多少？”

　　“5毛。比单纯种地强多了。农村妇女嘛，一般都出不去，只有守在家里。”老田的新一天

　　2月27日这一天，黄楼乡老培寨村的党支部书记田玉中早早起来，心急火燎地和几个村民开着机动三轮车往县城赶。他要买上一些县农业局“弄来”的棉花新品种，“早去，或许还能排上队”。

　　老田是当地的“名人”和“能人”，去年年底刚被县里评为“双强村支部书记”———自己致富能力强，带动别人致富的能力也强。记者赶到他的家里，感觉就像走进了小农场：偌大的院落里，停着两台收割机、一台小四轮和一台手扶拖拉机，5头牛和一群羊正在墙角悠闲地吃着草，一群兔子和3只狗则在院中跑来跑去。走进老田开在门口的门市部，各种化肥、种子样品摆放得琳琅满目。

　　“人家老田不简单，连地里种出的红薯都五颜六色。”一个老农在记者旁边笑道。

　　作为老培寨村的领头人，老田家安装了一个大喇叭，通过它，老田平时经常向乡亲们传达一些新的种养信息，并照着书本讲授“科学技术”。该村共有七八户养鸡专业户，“禽流感”刚在国内一些地方出现时，老田就整天在喇叭中大声指挥人们对鸡舍进行消毒。“一天两遍，哪家都不能少。”他说。

　　来之前，黄楼乡乡长张立告诉记者，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推行，农村利益分配关系趋于多元化，农村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许多干部每天忙于应付工作，收入越来越少，而农户的收入却逐渐增多，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些矛盾，“农村工作难做啊”。但老田或许是“特例”？

　　记者从他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愁苦，他反倒忙里忙外，干劲十足。

　　“这都是为了在村里混出个脸面来！”同行的一个乡干部低声对记者说。

　　太阳正悬当空。奔驰在新蔡宽阔的柏油路上，阵阵黄土在车轮底下随风飘扬起来。该准备化肥了，该为地里的庄稼浇水了，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也该上路了。迎面过来的机动三轮车依然穿梭如流，也许其中的哪一辆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