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
1978年隆冬，安徽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在一张包干到户的字据上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18个红手印。此后，中共中央一连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和改变农民命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悄然进入了中国农村的广袤田野，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农民的“饭不够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时至今日，新一代农民的苦恼已是“钱不够花
”了，当年父辈们为“吃饱”而发出的欢呼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过遥远、太过模糊了。
新一代的农民带着理想和希冀，走出了家园，他们甚至一度撂荒了自己的土地，在城市里干最累的活儿，流最多的汗，遭遇最频繁的白眼，甚至他们微薄的薪资还要劳共和国总理亲自“讨要”，但他们也见了世面、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财富如此贴近，他们看清了财富的积累过程和财富的裂变方式。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只不过，他们拿起的不是锄头，他们带来的，是联合收割机，是现代化的育种工厂，他们把曾经各自为政的土地重新整合在一起，但这绝不是重蹈“大锅饭”的覆辙，他们用现代工业的方式来管理农业，管理农民，他们生产的产品有了严格的“无公害”标准，生产方式更加规范化、组织化，他们通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将触角直接伸到城里人的餐桌上，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指导作用，将市场的脉搏传导进一垄垄土地中、一座座大棚里，在餐桌和田头对接的同时，城里人的票子也痛痛快快地飞到了农村人的腰包里。
城乡差距历来是困扰中国的大问题，2002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农民的收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就只有城里人的1／6了。
然而，城市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殷实感到喜悦，就尝到了贫富分化的苦果：过多的工业品积压造成了大量的工人下岗，而“仇富情绪”已成了社会治安的大患，发达的工业离不开稳定广阔的市场，稳定的社会也需要其成员的集体富足，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农民的富裕都已经成了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农民合法致富本身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所有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都值得我们举手致敬。
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农村小卖部里，记者花了大量的口舌要求买一包餐巾纸，小卖部的主人一脸迷惑，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在已富裕起来的临颍县龙堂村，记者看到，不仅各种家用电器早已进入寻常农户家，城市人用的一些稍嫌奢侈的日用品，在这里也不鲜见。当工业产品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市场，当农产品以更合理的价位、更现代的姿态进入富裕的城市市场，这两个市场的良性互动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被“来自西方的狼”挤垮，相反，他们在竞争中愈战愈勇。中国的农民更能吃苦、更乐于服从甚至他们更富有创新力，共和国的几次制度创新都始于农村，今天，他们也悄悄地将触角伸向世界，在临颍县巨陵国家级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区内，农民种植的彩色马蹄莲出口至荷兰，而龙云集团生产的面粉也已经远销至俄罗斯，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可期的未来，中国亦有成为“世界农场”的可能性。
当彼之时，“共同富裕”就会真正成为现实，而一个“小康社会”，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农民也富裕起来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