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石
最近披露的张国光、王怀忠等贪官腐败案，追踪其中作案的轨迹，无一不是在“暗箱操作”中完成的。暗箱已经成为某些买官卖官、非法审批、发包工程等权力密集型“项目”的权、钱“交易所”。
在中国古代，就有政治家提出：权力，国家之公器也，不可私相授受。可见，一个国家要成功地实施政权的长治久安，关键就是防止公权的“私有化”。但是，这仅仅是有远见政治家一厢的良好愿望。实际上，整个封建社会的每个王朝，都是在“公”权由小到大的滥用、流失、侵蚀的痼疾中带病蹒跚运行到尽头的。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定鼎南京之后，章太炎面对质变的“革命党”分赃“公权”的乌烟瘴气，还愤怒地说：讲什么龙盘虎踞，尽是些狗窃鼠偷！
结果，不幸而被章太炎言中：一直把“公权”当“私器”用的蒋介石，上行下效，不到二十年光景，就把自己的“民国”蛀得空空如也，最后仓皇逃往台湾。
由于历史的积淀和种种复杂的原因，“公权私用”依然难以根除。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案例要算“远华走私大案”的主犯赖昌星。他大字不识几个，为什么就有那么大的能耐，在一定的时空、在一定的群落中，可以把党、政、警以及工商、税务、海关等要害部门的高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其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一些“公仆”的权力，没有完全彻底地置于“全天候”的监管之下。他们手中还有相当大的“权力寻租”活动空间，还可以随意“带权”到“暗箱”中去“作业”。
其实，对于权力的监督，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严明的纪律，但“药物”有时总难达到一定的“有效浓度”，就是“公开、透明”这一剂“治本”的良方还没有完全实施到位。这一点，赖昌星以他那独具的“毒眼”看到了。他说：我不怕共产党纪律严明，就是怕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没有爱好。
“食、色，性也”，的确是“人之大欲存焉”。只要你有“爱好”，赖昌星就能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于是，一批要“及时行乐”的、要“生前富贵”的，便都成了他的“钩上鱼”、“网中鸟”。许多案例证明，虚监、假监乃至失监，是造成腐败分子即使在严明的纪律面前，也依然可以暗箱操作的缘故。因此，要把权力运行的全过程都置于一种高亮度的“探照灯”下面，使其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公开透明地全部“显露”出来，让人民有知情的权力，有监督的凭证，有批评的依据。
众所周知，立法的“假设前提”就是把监督的对象当作一个“违法者”来进行预定设置。因此，清除腐败者所有能够暗箱操作的“领地”，从源头上反腐，除了公开透明，让人民敢于监督、可以监督、能够监督之外，别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