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简三湘为盛(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9日09:08 湖南在线-湖南日报

上图：2003年长沙走马楼汉简发掘现场。

左图：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大教授宿白在观看三国吴简。　　宋少华摄

　　本报记者朱永华、、

　　湖南简牍创造多个“全国之最”

　　2月初，湘南郴州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不久前发掘出汉代简牍的一处建筑工地上，考古人员再次出土了西晋时期的简牍。两批年代紧密衔接的简牍，在我国南部地区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湖南已经有了三国吴简、里耶秦简等一系列的惊世发现。就连圈内专家也不禁惊呼，怎么这么多好东西都出在湖南！

　　对于考古学界来说，湖南可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在其他许多省份，古简还是空白，湖南简牍出土却是接连不断。自上个世纪40年代出土首批简牍以来，以长沙为中心，湘北、湘西、湘南不断有古简问世，湖南简牍数量已经累计达到20多万枚。在考古学界，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湖南简牍创造了好几个“全国之最”———

　　数量最多。光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14万多枚就超过了之前全国所有出土简牍的总和，再加上近年来不断面世的古简，总量相当于全国的60％以上。

　　发掘楚简最早。楚简在我国早期简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951年至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在其主持发掘的长沙五里牌406号墓中发现了一组内容为“遣册”的楚简，虽然数量不多、字迹漫漶，但却是楚简在国人眼中第一次出现。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中出现的一组楚简呈现给人们非常完整和清晰的楚国文字，成为最著名的战国楚简的代表。

　　种类最完整，不同朝代、时期的简牍湖南均有发现。战国简、秦简、三国简、汉简、晋简等等，先后在湖南面世，其中秦简、晋简又是非常少见的品种，更凸现了湖南简牍的价值、分量。

　　在中国最南的区域发掘出古简。2003年以前，我国出土简牍全部在长沙以北的地区，最近在郴州市区发现的汉代和西晋时期的简牍，填补了南部区域古简的空白。

　　湖南成为名副其实的简牍王国。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的简牍作为一种承载文化的工具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它跨越春秋战国、秦汉三国直到宋元多个朝代，其中秦汉三国时期最为盛行。对于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现代人来说，简牍的记载功能和技艺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打上我们先人文明烙印的“文本”经历几千年的沧桑风雨，保存下来就成了稀世宝贝。

　　有心栽花无意成荫

　　应该说，在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湖南简牍决不是一种纯粹的偶然，珍贵简牍的出土凝聚着考古工作者长期的付出和默默的耕耘。许多古简的问世是在考古工作者既定的项目跟踪中浮出水面的。湘西地区一直是省考古所民族文化考古项目关注的对象。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在酉水沿岸确认了从战国到秦汉到唐宋不同时期的几座古城。随着我省大型水利工程碗米坡水电站建设的推进，他们加紧了抢救性发掘。考古人员在里耶古城发现许多古井，在对一号古井进行第5次清淤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木质块状物。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剔去泥土，用毛刷清洗干净后，一枚枚书有墨迹的简牍显现出来。清淤至17层时，共发现简牍3万多枚。清理后发现其文字达30万字，大部分记载着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的历史过程，其纪年从26年至37年，一年不少，详细到月至日，是一套百科全书般的日志式实录。

　　在湖南几次古简的出现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机缘。“三国吴简”就是一例。长沙走马楼“平和堂”商厦建设工地22号井中的10余万片三国东吴竹简、木牍，差一点在“钢铁巨兽”的起落之间化为乌有。当时负责22号井窖所在区域施工的挖掘机恰巧发生机械故障，长沙市考古队一位“临时工”身份的年轻人在施工区摸索、察看，凭着在考古队耳濡目染培养的感觉，他发现在毫不起眼的废井中码放着柴垛般的简牍。假如没有那次意外施工故障，假如没有那位年轻工作者的认真负责，我们将会留下多大的遗憾和愧疚！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郴州出土的古简，这位叫曹彪的年轻人又是第一个发现者。

　　湖南的简牍无疑让人惊叹和羡慕，也有不少人忍不住发问：为什么湖南能出土这么多的简牍？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湖南的天时地利？论文化的发达程度，北方和中原地区理当不弱于湖南，作为当时普遍使用的简牍也不会少。论对于古简保存很有关系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湖南相近的地区也很多，例如湖北、河南，但是简牍蔚为大观者只有湖南。专家们对此也没有很充分的解释。有一位社会学家说，历史发展中，是有偶然性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的。对于简牍来说，其时盛行简牍、有机构和人员收藏、具备良好的埋藏条件、没有遭到人为破坏，尤其是后人对简牍露面后及时采取保护措施，都是留下这些宝贝的必要条件。也许是天意眷顾，让祖先们丰富的宝贵遗产在湖南这块人文富蕴的土地上得以幸存吧。

　　改写历史的千年“秘笈”

　　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有一种既成的描述，但是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只能拥有一部存有缺憾的历史。有的是主观推测，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不能不留下空白。简牍盛行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国家形态、民族文化与传统逐步定型的时期，而留下的可考史料非常稀少。因此，每一片保存至今的简牍都是对历史的重要佐证甚至是修正。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汉书》是我国的重要史书，而甘肃出土的简牍材料对其中记载的史实作出更正。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有一部《三国志》，其中的《吴书》的字数还不到长沙走马楼吴简累积字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没有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实施细则的专门篇章。如果对走马楼吴简加以分类梳理、深入研究，大可以写出一部《东吴经济史》，替《吴书》补续《职官》、《刑法》等重要章节，并充实被忽略的寻常百姓事、芸芸众生相。

　　2003年，在长沙走马楼街东侧省供销社综合大楼建设工地，在距出土三国吴简的井窖只有95米的地方，又发现1万多枚汉武帝时期的简牍，这是国内第一次发现的汉武帝时期的简牍文书。考古学家说，很多历史问题在这批竹简中得到了印证。据史书记载，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桑，进行了一次大的司法改革，废除了秦时的伤残肢体的肉刑。这批汉简中的“爰书”，对案件发生、起诉告劾、侦查拘捕、审讯判决的全过程都有记载，是关于这次司法改革的极其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原来在怀化出土的一枚玉印，上面刻有“沅阳”两字，这次的“官方文书”中反复出现“沅阳”，由此可以断定这是当时的官署名称。

　　里耶秦简，它的贡献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在历史长河中匆匆走过的秦王朝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政权，秦史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秦王朝实行严酷的文化钳制政策，书面文字就是在当时也少得可怜，而战争频仍、社会剧变使这些史料的保存变得尤其艰难。可以想见，龙山里耶古城发现的3万多枚秦简意味着什么，在已经释读的简牍中，一些惊人的史实得以揭示。2000多年前的国人已经具备相当的智慧，他们制作的“九九乘法口诀”与今人如出一辙。关于“黔中郡”的争议是文化界中一个颇具热度的问题，人们从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却读出一个惊人的事实：秦王朝并不存在“黔中郡”！难怪当第一批简牍带回长沙时，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郭伟民掩饰不住激动说：“每一片简就可以写成一本书！”

　　简牍所及，洋洋1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历时之长、事件之复杂，远非几部“正史”和典籍所能全面承载的。更何况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干扰，所传者、所记者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正面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出土简牍的文字内容是研究、丰富、补正、校勘中国历史尤其是先秦史、秦汉史的不二法门，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渠道。

　　屈原作《天问》，对于宇宙的形成和人类历史与传说，提出了数十个疑问，但终究不得其解，只好“仰天叹息”。在今天，在人们为着历史的疑问苦苦求索的时候，也许在地底沉睡千年的简牍会以一种无声的语言，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简牍给我们带来什么

　　出土3万多枚秦简的龙山里耶现在成了家喻户晓的地方。酉水河边，一个以古城为中心的旅游城市建设蓝图已经出台。当地政府计划在数年之后重现一个“秦时明月汉时城”的优美图画，以此吸引世界各地人们前来观光旅游，给当地经济带来飞跃。这是简牍发现所衍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效应。在长沙、在郴州，古简给当地带来旺盛的声名和人气也是非常明显的。

　　简牍同时也作为一种个性鲜明的艺术类别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近年来书法界在这些古老的中国文字中努力探索书法艺术之源，通过借鉴、融合、嫁接等方式，古为今用，形成现代的简牍艺术。2003年12月6日，省直书画家协会在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帛书简牍书法作品展，让人们感受到一股迎面吹来的新风。这些取法于古的书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有的作品笔法奇崛、古风俨然，字形是远古的，表达内容却是现代的。这种富有个性的书法吸引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众多省外书法家的参与。书法家们说，先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湖南得天独厚的艺术资源，理应为振兴我们的书法艺术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千年古简在经济和艺术的显性形态上给我们所带来的。然而，古简出现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更应该体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文化自觉。如果把这一点放在我们整个民族实行现代化建设，面临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宏大背景中，它们的价值就更加不凡了。简牍承载了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户籍、祭祀、礼仪、数理、艺术等诸方面的“文化碎片”，但组合起来就是一部最具原创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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