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加入，政治，这个原本是男人把玩的游戏，会不会因此而改变规则

　　2004年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要举行大选。在这个精彩的世界大选年中,引人瞩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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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女性将角逐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如印尼的梅加瓦蒂三姐妹,阿富汗女医生马苏达·贾拉尔,俄罗斯的“日本武士”伊丽娜·哈卡马达,菲律宾的“小女人”阿罗约等。她们能否在这一场场激烈的竞争中获胜,还无从知晓。重要的是,她们在政治这个男人的舞台上,再次奏响女性参政的乐章。事实上,在各国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上,一直有女性政治家艰难的跋涉。在男人的世界里,她们以非凡的坚忍、超人的敏锐,抒写了许多动人的传奇。

　　炸弹与玫瑰:南亚女性领导人的血腥之路

　　政治对女人而言,是朵带刺的玫瑰,让她的人生美艳动人,也让她血迹斑斑。这句话特别适用于南亚政坛上的女人们。

　　对从政的女性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处,像南亚这样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万人敬仰的“恒河女神”英·甘地,一生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浩劫:年轻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就连老了也不得善终,惨死在侍卫的枪口之下。曾经风光无限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除了目睹亲人的惨死外,还经历无数的牢狱之灾,现在还独自一人流亡在外,不能回国。现任斯里兰卡总统——“小月亮”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在政治的一轮轮角力中,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右眼。

　　她们走上政坛的道路,往往是由亲人的鲜血铺成的。在刀光剑影中,她们被迫接过法杖,完成父亲或者丈夫未竞的事业。

　　被誉为斯里兰卡“国母”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婚后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和其他斯里兰卡妻子一样,抚养孩子成了生活的重心。偶有闲暇,读几本侦探小说,做点缝纫刺绣的女红,日子过得平淡满足。可是1959年9月的一天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一天,她的丈夫被两个穿袈裟的和尚暗杀。在全国一片汹涌的同情浪潮中,她被推上政治的前沿,跨进了国家的权力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这一跨,就是40年。

　　无独有偶,孟加拉国前任总理谢赫·哈西娜也是在家庭的惨变中,卷入政治漩涡的。1975年,一群年轻的军官冲进她的家里,将她的父亲,开国总统谢赫·拉赫曼和她的26个亲人枪杀。当时,哈西娜和搞核物理的丈夫呆在德国,逃过了这场劫难。报仇,几乎成了她活下去的惟一理由。1996年,当上总理的哈西娜,下令对当年全家被屠杀事件进行调查。3年后,15名直接参与杀戮的军官被判处死刑。

　　深刻的宗教、种族和党派矛盾,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构筑了南亚女性政治家这一独特的风景。经历了漫长封建文明的南亚大陆,世袭、等级等传统的观念还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些登上南亚国家权力之巅的女人,基本上都有显赫的背景,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大部分都是开国元勋,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复杂的党派斗争中,她们失去了亲人,出于对“第一家庭”的膜拜和失去亲人的同情,老百姓愿意把她们推上领导人的位置。

　　换个角度看,这些女性政治家的出现,更多的是由于“性别的偶然”。在家族制度比较严格的南亚社会,人们更重视家族政治。一旦面临危难,如果没有合适的男子来承担家族政治的延续,只好让女人来支撑,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英·甘地是家里惟一的孩子;哈西娜是家族惟一的幸存者;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和卡莉达·齐亚,在她们丈夫遇害的时候,没有适龄的孩子来继承父亲的事业。

　　世人艳羡的,只是她们头上玫瑰的光环,谁能想像出荣耀背后的苦难——丧失亲人的痛苦,角色转换的艰难,政治圈的倾轧?

　　女人政治的伊甸园:北欧

　　有人说,女政治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她们是靠献身给男性政治家,等丈夫死后才成为政治家的。

　　然而,北欧政坛上的女人们是个例外。没有任何政治家族的背景,既不是某领袖的妻子,也不是世袭家庭的女儿,她们同样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北欧各国吸引世人目光的,不止是迷人的湖光山色,还有政坛活跃的女人风景线。不谈瑞典消逝的政坛明星——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她只是北欧众多女部长中的一员而已;不谈因为“伊拉克情报门”刚下台的芬兰女总理耶滕迈基,她的黯然已经被占据半壁内阁江山的女性光芒掩盖;也不谈风度优雅的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夫人,毕竟和超凡脱俗的哈洛宁相比,她略显平凡。

　　2001年成为芬兰总统的哈洛宁,行事一向独特,在众多的女性领导人之中,显然属于“另类”。和传统的西方人不太一样,这位喜爱园艺和游泳的女总统没有宗教信仰,目前芬兰只有4%的人不信教,她是其中之一。在国内政治主张方面,她强调保护吉普赛族等少数民族的利益,主张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和西方主流社会的腔调迥异。

　　真正体现哈洛宁独特个性的,是她的婚姻生活。当选总统前,哈洛宁一直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20多岁的女儿,是和以前同居的律师男友所生的。此后,她与阿拉亚维同居,长达15年,直到最近才结婚。婚礼很简单,没有热闹场面,没有神父,自己的女儿和男友的儿子充当证婚人,保持了她一贯的另类个性。

　　事实上,对“另类”女总统的生活,芬兰人根本不介意。在北欧,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性别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

　　北欧的大多数国家,女议员的比例早就超过了30%。挪威和瑞典,女性内阁成员比例已经达到40%。去年4月选举后,芬兰一度成为欧洲第一个同时由女性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国家,内阁中女性成员占了一半,成为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培植北欧女性政治沃土的,除了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主要是积极的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北欧的女权运动就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扩大妇女参政比例,向最高权力冲刺,从而带动女性政治发展。而且,北欧各国具有相近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推动整个地区的女性参政水平的提高。

　　一项被联合国用来衡量女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2003年“性别权力测度”(GEM)指数中,5个北欧国家分列全球的前5名。无疑,这让北欧的女人们备感欣慰,更让这些国家的男人们自豪,他们没有因为女性进入自己的权力堡垒而感到羞辱。

　　美国民主的缺憾:没有女总统

　　最让美国人抬不起头的,可能就是女性参政的话题了。自诩世界民主大本营的白宫,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女主人,住在里面的,仅仅是男性领导人的伴侣而已。

　　所以,当“黑珍珠”卡罗尔·布劳恩宣布参加今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毕竟,在男人一统天下的大选游戏中,终于有了女性的挑战。其实,美国历史上挑战总统宝座的,她不是第一个。1972年,来自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后在竞选中落马。

　　遗憾的是,布劳恩最终因为竞选资金问题退出了选举,美国女性改变历史方向的步伐再次中止。无论如何,布劳恩敢于在“男人游戏”的总统大选中潇洒一把,已经给美国的女人挣了面子,尤其是黑人妇女。

　　早在1920年,美国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权,然而漫长的8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权力顶峰上,依然不见女性的身影。这段时期,美国已然成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可是和西欧相比,美国女性的参政水平落后一大截,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公正为立国宗旨的国家,出现如此不协调的政治现象实在是匪夷所思。

　　事实上,打开美国的历史,就可以理解美国政坛的畸形现象。早期移民美国的人中,大部分从事耕地开荒等农活,这种艰苦蛮荒的环境需要男人的保护和体力,孕育了男性的优越感。这些移民中,清教徒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看重夫唱妇随,女人婚后必须采用丈夫的姓氏。同时,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欧那样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推动妇女参政的步伐。所以现实生活中,传统美国人对两性的态度不如西欧开明,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上个世纪70年代,面对女性可能参政的趋势,美国政界的男人们普遍不愉快,曾试图利用配额制把女性排斥在外。

　　近年来,这一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尤其是克林顿时代,出现了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以及布什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

　　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曾一度激起美国人对女总统的渴望。天资聪颖的希拉里似乎具备了领导人特有的气质:大方自信,果敢敏锐。民主党的支持者希望这位伶牙俐齿的政坛才女,给浑浊不清的美国大选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吹淡牛仔布什的霸气。亲历过历史的希拉里似乎并不想被历史左右,她明确表示不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人们只好再次翘首以待,期盼2008年希拉里能打破记录,成为首位美利坚合众国女总统。

　　美国人对希拉里的态度十分绝对,要么喜爱,要么讨厌。这也暗示了他们对女性政治家的复杂心态:一边是对女性政治的渴望,一边是对男人阵营的守卫。

　　无论怎样,希拉里已经在美国刮起了一股女人政治的旋风,这股风飘过了国界,甚至影响了邻国政坛的女人们。今年1月,墨西哥第一夫人玛尔塔·萨哈贡向新闻界宣布,她将参加2006年的总统选举。看来,不久,国际政坛上又会升起一颗亮丽的“织女星”。

　　里根夫人南希说过,“女人像茶,不放到开水里,不知道她到底有多浓烈”。如果把女性放进政治这杯开水里,我们所获得的不知将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