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评论主笔李恭震

　　仅仅因为马加爵是名大学生，我们的“教育”顿时成了箭靶子。有人痛斥时下的大学教育缺乏心理指导，有人针对农村学生进城后该如何处理内心落差侃侃而谈，甚至，有人将一切罪过归结为“是教育取向失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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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心灵极端扭曲直至犯罪，果真就能被当作典型，然后推断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即使，我们给予青少年的心理指导确实不够多，重技艺轻人文、重学历轻素质的教育倾向也确实存在，但，这样一个教育环境仍然不足以制造出“屠夫”。同样来自农村，来自贫寒的家庭，也成长在一个相似的教育环境下，可我们更多看见的，是人们发奋图强，用自己的智慧、双手改变命运，而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乐于奉献社会、回报社会。我们岂能因为一个马加爵便否定整个教育环境，更去怀疑来自农村的青少年的品质？

　　问题还在于，如果教育果真就能改变一切，那么人类岂不是早就该消灭犯罪了？而事实是，古今中外的“变态杀手”似乎无法灭绝，而且与教育背景无关，比如发生在美国校园里的多起持枪杀人案，比如发生在北欧的杀人、吃人案，马加爵三天杀四人大概也在此列。既然我们已经承认人类天性中确有恶的一面，那么又何必硬要让“教育”来当替罪羊呢———再怎么教育，恐怕也无法避免群体中会产生异数，因为概率。

　　任何文明社会，防止犯罪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感化、教化，去培育人性中的善根，遏制恶念，二是通过法律惩戒产生强大的威慑力。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就是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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