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抓获的小偷却患有艾滋病、肺结核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有的小偷在行窃时专门拿着病历、拍的片子等物，以便在被警察抓获时证明自己的确患有传染病，心存侥幸让无可奈何的警察放了自己。3月20日，一线的反扒民警和广大读者呼吁：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采取强有力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艾滋病”等有传染病小偷问题，消除带给大家的公共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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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艾滋”小偷还抓不抓

　　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公交分局一大队民警黎某、孙某和荆某三人连续抓获了3名“艾滋病”小偷，如今，其中一名马某当时被治安拘留，目前已被释放。采访时，民警说：“马某虽然被放了，但他的确患有艾滋病，我们也知道他目前经常在西安市火车站一带活动，他不作案则已，如果他继续作案，再被我们碰到，我们到底还抓不抓﹖抓回来不够定罪还要放，或许只能最大限度地把失主的物品追回。而且，他本人知道自己有病，如果他一旦采取过激行为对民警报复，或咬伤、抓伤他人怎么办﹖”

　　扒手：携带病历“威胁”警察

　　据反扒民警说，在3名“艾滋”小偷未出现前，一些长期在公交车上作案的扒手，有些人随身携带疾病证明，有的还专门用袋子提着在医院拍的片子，一方面是为了掩护行窃，更重要的是在被抓后首先声明“我有病”，用这种办法“威胁”警察。日常反扒中，最常见、也是最让他们担心的是肺结核患者。他们也都知道，现行的法规拿他们没办法，由于没有专门的关押机构，这部分人回到社会后，很快会重操旧业，形成恶性循环。

　　据了解，目前，杭州针对“艾滋扒手”处理棘手的情况，已出台了相应措施，将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毒的窃贼集中关押，以便于管理，防止艾滋病进一步传播蔓延。西安市一些反扒民警也希望西安能尽快出台相关措施，别让民警“犯难”。

　　读者：设法消除公共隐患

　　看了本报的报道后，3月20日，本报一些读者也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西安市育才路的张慧女士说，带有传染病的小偷活动的场所多出现在公交车等人群多发地，如果因没办法关押或罪不够而被释放，这些人又将融入到人群中，给更多的人带来公共安全隐患，这比他们犯罪更要可怕。

　　一位从事设计工作的李先生则称，虽然杭州关押一个“艾滋”小偷的造价高达10万元左右，但这其中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别，如果对“艾滋”小偷放任自流，使其对其他人群恶意传播，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就远远不是10万元可以衡量的，西安不妨也从中借鉴找出自己的“招”。

　　同时，刘先生也在电话中称，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根”上下功夫，他认为，虽然遭遇“艾滋”小偷主要是公交民警，但整个公安系统应互相配合、下大力度清理闲散人员，以从根本上减少、杜绝病源。

　　西安民警应如何应对诸如“艾滋病”小偷类的传染病涉案人员﹖相关部门又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棘手问题﹖西安有没有必要设立此类案犯的监管“特区”﹖我省立法有没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报也希望各界人士畅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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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