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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广州、北京等中国城市，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数在逐年稳步增加。在南京，春节后还一度出现亲子鉴定的“爆棚”现象。

　　亲子鉴定升温，透露出今天社会中家庭的信任危机，这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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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罗雪挥

　　张铁军看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心里越来越为一个念头所折磨：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像自己？他瞒着妻子安心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是爆炸性的：他果然不是自己的儿子！张铁军愤怒地把孩子甩给安心：“我有这孩子基因测试的证明！基因能把你们这种人的隐私、丑事全都给抖搂出来！”

　　在小说《玉观音》中，作家海岩这样描述，“安心这时有种神魂离窍的感觉，她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明白在自己的人生中，那件最可怕最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和毛杰一共做过三次，除第一次外，另两次都有避孕措施。这就是安心后来不止一次对我说的，一个女人，一次错误都别犯，犯了就能毁掉你的一生！”

　　安心的命运不过是中国女性在亲子鉴定所处角色中一个戏剧化的缩影。而今天，亲子鉴定早已经不是影视小说的创作专利，开始进入了中国寻常百姓家。

　　亲子鉴定“爆棚”？

　　2004年春节后，据媒体报道，中国南京出现了亲子鉴定“爆棚”的景象：节后的头几个工作日，江苏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心就接待了近20例要求做亲子鉴定的家庭，这几乎是往年两个月的工作量，最多时一天就有8人携子要求做鉴定。

　　中国的亲子鉴定真的出现了全面升温的状况吗？记者为此专访了上海、广州、北京、黑龙江等其他地方的亲子鉴定机构，结论是并没有出现南京那样的“爆棚”现象，但是各地要求做亲子鉴定的人数确实在逐年稳步增加。

　　北京除司法系统外惟一获得司法局资格认证的亲子鉴定机构——北京朝阳医院刘敬忠教授介绍，“自2000年向社会开放以来，已完成300多例亲子鉴定。现在人数的增加跟上网查询方便有关系，在寒暑假时人更相对多一些(趁孩子有空的时候做)。”

　　早在1981年就率先在中国开展亲子鉴定业务的上海血液中心遗传免疫室主任张工梁分析认为：南京亲子鉴定出现一时“爆棚”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南京有许多人都是到上海做这个鉴定，现在南京有了，就不再转道。

　　即使这样，在上海做亲子鉴定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张工梁描述说：“有的小孩不到1岁，丈夫瞒着妻子偷偷把孩子抱出来抽血，还催促‘快点快点’，因为抽完血要赶快再还回去”。

　　北京朝阳医院的刘敬忠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比较开放，情况就更复杂。”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的数字似乎验证了他的这个说法。2003年，这所学校法医系接受的亲子鉴定数量达到1000多例。也就是说，地区开放的程度，与要求做亲子鉴定的数量之间成正比关系。

　　中国爸爸们的“亲子嫌疑妄想症”

　　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亲子鉴定案例中，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悄悄来做鉴定的比例越来越高。据北京朝阳医院刘敬忠介绍，在他们那里，90%以上的案例起因是男方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著名婚姻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介绍，她曾经接手过一个著名作家的离婚案件，该作家提出要求做亲子鉴定，理由仅仅因为妻子在外事部门工作，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因为怀疑无凭据，被法庭当即驳回。

　　上海血液中心张工梁从事亲子鉴定业务以来，也碰到不少猜疑的例子，“有个老教授，怀疑自己的老四、老五不是亲生的，70多岁了，还要求做亲子鉴定，结果老婆骂他，孩子也骂他。鉴定下来的结果也都是亲生的。他仍然有怀疑。我们还特地约了老教授见面，提出可以免费给他怀疑中的‘第三者’做鉴定，结果他找不出第三者。”

　　而早年上海一所大学的老师，文革中受到冲击，与老婆离婚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又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提出做亲子鉴定，结论是他亲生的孩子。他不信，还问“是不是为了安定团结，不是我的孩子也说是我的？”

　　事实是，中国亲子鉴定数量没有出现“爆棚”，真正爆棚的是中国爸爸的“亲子嫌疑妄想症”。

　　在这种心态下，有人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证实孩子是不是亲生到各地去做鉴定，寻求“婚姻不忠”的证据认同。江苏的一名父亲，已经做过鉴定证明是他的孩子，又到上海血液中心来做。结果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是他的孩子，而且他的血型是非常特殊的，1万人当中才有一个。

　　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伍新尧教授介绍，从他们接受的亲子鉴定案例来看，也是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的占最大多数。其实从鉴定的结果看，绝对大部分都是亲生骨肉。来自上海血液中心的鉴定结果是，非亲生孩子的不超过20%，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DNA遗传室鉴定结果中，非亲生比例大约是10%——这意味着至少有80%的孩子被亲爸爸疑神疑鬼，而几乎100%的孩子遭遇了诚信危机。

　　无论南北，鉴定的结果出台后，往往是戏剧化的场面：女方嚎啕大哭、丈夫不断道歉的一定是亲生的；而丈夫摔门而去，女方默不做声的则是爸爸另有其人。不少上海爸爸则是一贯的好男人形象，偷偷瞒着来，又不声不响就回去了。他做鉴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和老婆理论，只不过是要自己弄个明白。

　　从亲子打假到忠贞妄想

　　近年来，“一夜情”，“天亮就分手”等等崇尚性自由和完全个性开放的观念以浪漫、激情的面貌出现，使得人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其中隐含的后果它在导致信任危机的同时，也成为了婚外生子的温床。

　　从咿呀学语“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幼儿园小童，到周末校外包房客满的大学生，网恋、包二奶、婚外情，惹火的词汇满眼皆是。一项调查表明，1989年有婚前性行为的青年占15%，而现在婚前性行为则占到60%。2002年，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和西安六大城市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相信未婚同居现象将继续保持增加的趋势。《恋爱与婚姻》杂志主编左心平女士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她们推出了“婚外情应不应该”的探讨，曾作为先锋话题激起了热烈的交锋，但现在如果再推出来，一定会变成保守落后的笑柄。“婚前行为就这么开放，结婚之后谁对谁能信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陶春芳用“着急”表达自己的心情。

　　调查中，记者还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中国父亲在亲子鉴定后，发现20多岁的儿子是别人的，几乎痛不欲生；而一个八旬老翁解开了一辈子的嫌疑疙瘩后，抱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喜极而泣。

　　这种中国人特别强烈的“骨血意识”，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是一体的。有史为证：宋代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上溯到后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在严丝合缝的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中，女子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与孩子一起成为男人的“私有物品”。夫权与父权至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后不正，则更为大。特别是今天实行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如果是假的，更被认为是家族绝了后。

　　男性可以利用亲子鉴定来鉴定女性的忠贞与否，而女性却无法鉴定男方是否有出格的行为，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得美国赫伯·林格伦家庭奖的徐安琪研究员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而在陶春芳看来，女性在亲子鉴定中处于弱势，男性偷偷摸摸也缺乏自信。说到底，他们还是把孩子作为了一种私有财产。“古往今来，官职、财产、手艺、姓氏都可以传给下一代，现在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孩子？”陶春芳说，“你的姓有多贵重？你自己尊重你的姓吗？亲子鉴定是你的又怎么样，你能够给他什么？”

　　“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差别”

　　“谁是这孩子的爸爸？”在美国马里兰州一条高速路旁，醒目的广告牌高高悬挂，广告上是大家熟悉的蒙娜丽莎的画像，身怀六甲，向所有过路人微笑，这是一幅引人注目的DNA亲子鉴定广告。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潘小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亲子鉴定很少被用来检验配偶的忠诚度，它一般会出现在两个场合：一是用于法庭，来判定财产继承或者争取孩子抚养费用。根据美国的资料，目前美国大约有2/3的州，法官允许DNA亲子鉴定作为证据来判决小孩子的抚养费。最近俄州法官判决了一个案例，如果DNA亲子鉴定确定该小孩不是他亲生的，这个做丈夫的就无需抚养前妻的小孩。另一类情况则是媒体拿来做节目：“我看过的一个节目就是关于亲子鉴定的。单亲妈妈指认某人为孩子的生父，当场宣布鉴定结果，指认为父者可能是单身汉，也可能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出场都有费用，面子并不白丢，有时还免不了当场大打出手。大多数时候节目里的人很愚蠢，但也有很动人的时候。美国人很爱孩子，相信孩子是无辜的，需要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父爱，母爱，和应有的照顾。”

　　检验孩子的目的是检验老婆的忠实与否，这是中国特色的贞节观，与西方亲子鉴定的目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宽容？著名法学家李楯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东西方的差别，但凡传统社会，对于血统都是很注重。这里的差别，是一种现代性的差别。中国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社会。”

　　而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认为，从亲子鉴定中反映出的诚信缺失，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一个诚信缺失的‘市场社会’，银行有呆坏账、商品有假冒伪劣、婚姻有亲子嫌疑，这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结果。”

　　36岁的普通男人刘凯对此有同感。他对记者说：“我们正处在传统道德观念遭到质疑、而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形成的真空期，人性中的博爱被追逐利益所掩盖，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亲子鉴定，他的态度是“我理解，但我不会选择去做。”

　　黑龙江省公安厅DNA实验室的顾明波博士，给记者讲了一对浪漫的黑龙江夫妇的故事。他们了解了亲子鉴定技术以后，别出心裁，决定要用这种高科技手段留下甜蜜爱情的科学证据，留一份亲子鉴定给孩子看个究竟。这样的亲子鉴定，叫人眼前一亮，心头温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