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雨(上海)

　　马加爵在云南大学制造的连环杀人案，只是近年多起连环杀人案中的一起。但与以往的连环杀人案不一样的是，马加爵没有再次制造新的血腥。由于从案发到缉捕归案仅仅29天，马加爵即使想再次作案的空间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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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加爵连环杀人事件的被迅速制止，得益于政府部门在事发后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公布了他的犯罪信息。有关部门在马加爵连环杀人事件败露后迅速公告全国的措施，不仅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让罪犯插翅难逃的天罗地网，而且避免了人民群众在不知情下的新的可能伤亡。而历次连环杀人案中被害人数的居高不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无辜群众不知情而惨遭杀害。

　　追捕过程的三个创新

　　为了迅速抓捕马加爵，公安部门对追捕过程进行了不少的创新。

　　首先是通缉令这个A级级别，为罪犯信息迅速传递到全国各地提供了前提。A级通缉令的威力，可以从2001年用7天就将造成108人死亡的制造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抓获上可见一斑。

　　据介绍，A级通缉令会在1小时内发至各地区公安厅，而抓捕命令会在12小时内传达到派出所、治安、巡察、监所等基层部门的每一名警员手中，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对案犯涉及的关系、可能隐藏的落脚点完成架网布控、摸排设卡盘查和巡逻蹲守等工作。

　　其次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样覆盖面极广的媒体播发了对马加爵的通缉令，使得马加爵的“形象”迅速为千家万户所知悉。尽管公安部以前也发过一些A级通缉令，但这些通缉令与其它级别的通缉令一样只在《人民公安报》、《法制日报》和“全国公安信息网络”等覆盖面较窄的渠道上发布。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发布渠道覆盖面较窄造成社会影响力有限的关系，在公安部先后发布对8人的A级通缉令中，截至2004年3月时只有马加爵、栾英伦已被抓获，而其余被通缉的张显光、成瑞龙、王昌胜、李春勇、张成军、侯金海等6人仍在流窜中。笔者上网搜索这未被捕获的6名嫌犯的资料，除张显光的信息相对较多些外，其余5人几乎只有通缉令上所载的简单内容。

　　对追捕马加爵过程的第三个创新是给予举报人高额悬赏。三亚市第17次举报马加爵线索的陈贤壮，最终分别从警方和海南省政府领取了20万元与5万元的奖金。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这是2000年2月份实行“对抓获被通缉人或提供关键线索的有功者重奖的机制”后最高的悬赏额。按照规定，群众抓获“A级”通缉犯奖金不少于5万元，“B级”不少于1万元。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二王”的追捕，则是中国悬赏追捕逃犯的首次案例。

　　其实，最早对举报马加爵线索的悬赏没有这么高。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发出的2004年第11号A级通缉令说，“对提供重要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群众，警方将为其保密并奖励人民币10万元；对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或将其扭送公安机关的，奖励人民币15万元。”陈贤壮领取的20万元奖金，是“公(安部)缉【2004】0008号”A级通缉令中给出的奖金。

　　给予举报人悬赏奖金的高低，确实会影响人们的举报热情。在上海，与马加爵通缉令张贴在一起的是对奉小波的通缉令。2月26日中午，上海警方在协助湖南警方抓捕从湖南流窜过来的两名湖南籍犯罪嫌疑人时，奉小波开枪拒捕并从警方围困中逃脱。案发后，上海市公安局签发了通缉令。但对提供举报奉小波线索的举报人，警方只承诺给予5万元奖金。尽管马加爵已经落网，但警方收到的关于奉小波的举报线索并不多。相反，马加爵根本没有来过的上海、宁波、甘肃等地的警方，都因为举报发现马加爵而让警方大举出动。最终统计发现，在对马加爵的通缉令发布后，全国公安机关共接到有效线索1560条。

　　谁不该再被杨新海杀害？

　　2004年2月14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在皖、豫、鲁、冀等4省制造了系列杀人案的案犯杨新海在河南被执行了死刑。尽管杨新海也是公安部督办的杀人大案，但抓获杨新海的过程与马加爵根本不同。

　　根据警方提供的材料综合分析，杨新海被抓获的过程大致如下：2003年11月3日零点左右，有人向河北沧州警方报告说，火车站附近有一男子形迹可疑。在火车站南大约200米的沧州铁路小学门口，两名警员发现了杨新海。见有人跟踪，杨新海便朝铁路方向逃跑，终被警察制服。如果不是这个“杀人魔王”主动供认曾经杀过人，被抓获后的杨新海可能还像以前一样被释放。在流窜期间，杨新海曾多次因嫖娼被抓，但都在罚款后被释放。

　　在被捕之时，已经距杨新海2000年10月1日在安徽阜阳市颖州区王店镇肖营村椿树庄制造首起命案3年有余了。在杨新海不断制造杀人案的过程中，警方错过了多次早日破案的机会。最明显的是，即使在豫南地区发生了一连串作案手法极其相似的案件之后，警方也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本地区尚且如此的信息不畅，就更奢谈皖、豫、鲁、冀4省各地公安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了。正因为警方对相似的案件没有迅速进行并案处理，才不断给了杨新海四处流窜作案而无迹可循的先机。

　　警方漫无头绪的侦破状况，是在一次较为偶然的沟通后发生变化的。2002年10月22日，河南省西平县宋集乡翟胡村案件发生不久后，偶到西平的漯河警方人员谈起发生在漯河市临颖县的案件，大家觉得作案手法有些类似。于是，西平刑警大队遂专门派人去临颖县查看。数天之后的11月8日，驻马店市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再次发案，赶到现场查看的西平警方发现作案手法也几乎完全一样。

　　河南省内警方作出的并案侦查决定，直接促成了公安部在2003年8月15日决定将安徽、山东等地的案件进行并案侦查的决定。尽管警方终于从纷繁的线索中理清了方向，但发动群众这一最有效的武器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2003年春节前后，河南省公安厅印发了30多万份的“豫南8·15系列杀人案宣传提纲”。尽管警方承诺“对提供重要线索使此案直接得以破获的有功群众，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但“为防止惊动犯罪分子逃跑，此提纲不得张贴”的过分小心，邻近的山东和河北知情的群众并不多。而正是在河南省有限地发放这份提纲后，杨新海将作案地点转移到了山东与河北。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说，此次成功抓捕马加爵，是协调、应对以及信息披露三个重要部分得到有效组合的结果。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并没有被低调处理，警方反而将事实完整公布出来并获得社会支持，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做法。马加爵迅速被捕的事实说明，没有高度警惕的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但使得破案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使得不少本不该被杨新海杀害的被害人惨遭横祸。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中国每1万人才拥有11名警察，相当于西方一些国家的1／3。而我们诸如装备、办案经费等方面的警力资源，也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少。而根据公安部的统计，自马加爵出逃之日起，全国共出动170万警力围捕疑凶。其中，云南省共动员了6万名警力，而马加爵家乡的广西也出动警力11万人次，调查和查控有关涉及马加爵的关系人千余人，清查公共场所4.3万多处；缉捕地的海南省紧急出动过数万人次的警力，设卡点100余处，搜查重点场所1000余处，走访群众1500余人次。尽管警方疲于奔命，但促成马加爵最终被捕的还是知情群众举报。

　　两个垃圾桶重过17条人命

　　如果说杨新海案件尚不能完全表明不将作案信息公告人民群众的责任在谁的话，那么黄勇在河南省平舆县制造的又一连环杀人案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指向。

　　2003年12月9日，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杀害17名青少年的黄勇死刑。从2001年秋季开始至2003年11月初，黄勇以出钱资助上学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先后将18名青少年骗至其家中，或采取欺骗的方法将被害人捆绑起来，或将被害人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勒死(其中一人未遂)，并将受害人埋在家中。

　　虽然杨新海连环杀人案中的发案地点大多也在河南省范围内，但毕竟杨新海是流窜作案，不同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地理距离，为公安机关掌握完整案情增加了难度，从而贻误了并案侦破的有利时机。然而，黄勇杀害的17名青少年全部是自己周围不远的平舆县人。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一个县域内有十多人情节非常相似地莫名失踪，公安机关在接到报警后应该能够据此得出大致的结论，并且将相应的危险信息通报给社会。如果警方是这样做了，相信肯定不会有多达17名的青少年惨遭毒手。即使勉强将这种保密算作是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的破案考虑，也似乎根本难以成立。黄勇连环杀人案最终得以破结，完全是因为黄勇这个恶魔在骗去第18个青少年时良心发现所致。

　　“治安问题、犯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知情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主任郝宏奎教授明确表示，“公众占有这些信息，有利于实施有针对性的个人预防或家庭预防防范措施；同时可以借此引起公众、舆论乃至党委、政府对治安和犯罪问题的动态关注，更好地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到打击、防范、控制犯罪的活动中来。”

　　事后才知道，平舆县是在刻意对社会封锁消息，生怕连环杀人案会影响到“国家级文明县城”的称号。媒体报道说，就在黄勇连环杀人案导致社会极度恐慌的2003年5月份，平舆县城街道上的两个垃圾桶失踪了，该县主要领导知道后马上指示有关部门限期三天破案，相关部门便迅速在县电视台的新闻栏目上滚动播出“垃圾桶丢了”的新闻，并称向提供线索抓住罪犯者奖励5000元。

　　黄勇被抓获后，为了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进一步封锁消息，平舆县使出了浑身招数。“乡、村两级干部全程跟踪受害者家人，不让他们与记者接触；凶案现场已被层层封锁，通往大黄庄(黄勇家所在)的路上有很多化装成农民的便衣警察；平舆县城的网吧全部关闭，也不能拨号上网，封锁消息传播；宾馆和出租车司机也接到指令，不允许记者住宿和乘坐。”

　　如果奔赴现场采访的记者们的这些报道属实的话，由此基本可以判断，不将连环杀人案信息告知民众，完全是平舆县官员故意不愿让人知道这个有损于或至少不利于“政府形象”的负面信息使然。好在随着黄勇的归案，驻马店市、平舆县两级也严肃追究了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平舆县公安局长、教体局长、文化局长、县一高校长和二高校长等5人先后被免职。

　　谁来制止不该多出来的悲剧

　　就在杨新海、黄勇二人疯狂作案的2002年下半年，美国华盛顿地区也遭遇了连环杀人案。在多个场合，一对父子枪击数人。但从“连环枪手危机”发生之时起，美国警方几乎同步公布的信息就包括了被害人的情况、凶手留下的信件内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破案采用的高科技手段等。

　　“连环枪手危机”发生时，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张成福教授恰巧在华盛顿从事研究工作。张成福教授说，当地政府不但由州长、警察局长等在定期召开的发布会上亲自向市民通报案情，而且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联邦政府官员亦出面发表讲话。这起连环枪手案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天内就迅速告破，就是警方与民众互动的合作效果。警方根据一名卡车司机提供的线索，迅速将两名疑犯抓获。

　　张成福教授表示，在连环杀人案不幸发生时，我们不会要求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亲自破案，但把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却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天职。

　　然而，中国并非一个小小的平舆县不告知民众相关的犯罪信息，而是在很多地区存在的普遍现象，不破不报更是一些警察在警校时就必须接受的训诫。然而，片面为追求破案率而向民众封锁犯罪分子的作案消息，已经一再证明是必然会发生很多不该的悲剧。

　　2001年11月6日,北京两起“敲头案”的5名“闷棍杀手”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两起案件中的罪犯作案的手段如出一辙，都是从背后暴力袭击,抢劫被害人财物。自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短短一年间,焦文军、马俊这两名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市区内的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处,采取用铁棍、铁锤等击打被害人头部等残忍手法,先后偷袭了70人,打死12人,打伤58人,抢得大量财物。在案件侦破之前，虽然“敲头案”一件接一件发生，但警方却一直没有提醒民众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如若不是这两名罪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落网，说不定还有多少民众要成为犯罪分子的棍下之鬼呢。

　　国内最早的“敲头案”发生在上海。自1997年3月18日夜发生第一例“敲头案”后，安徽省利辛县农民魏广秀先后在宝山、杨浦等地实施了12起“敲头案”，造成两名妇女死亡，10名妇女头部重伤，大量财物被劫。上海的“敲头案”后果之所以没有北京这么严重，是因为上海当时迅速在相关地区公布了犯罪分子的作案信息，犯罪分子活动周围的新村都张贴起了警方通报，使得群防群治产生了威力。很快，魏广秀在销赃时被群众发现而举报。

　　马加爵连环杀人案迅速告破的路径，使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美国侦破“连环枪手危机”。多位专家表示，但愿马加爵这一成功的案例，将为中国警方开辟以最低代价抓捕连环杀手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