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著名小说家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表示，他眼下最大的任务是写一部《中国通史》。打算先写一篇“引子”，征求各位专家意见，然后再写正篇。日前，本报记者在金庸先生下榻的杭州雷迪森大酒店就此话题独家采访了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过好几部《中国通史》，其中，周谷城、范文澜和翦伯赞写的中国通史都非常好，给了他许多启发。金庸先生之所以还要再写一部《
中国通史》，理由有三条：已有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学生难以卒读；已有的中国通史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通史几乎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
金庸表示，他要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用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金庸告诉记者，他会用“当代语言”来写《中国通史》，在写作过程中他也会适当引用一些古代文献中的原文，但一定会提供白话文的注释。金庸认为，以前的中国通史大多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写文章。一个皇帝打垮了另一个皇帝，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会让史学家修史。他们通常会让史学家去写战争、战役，写政权夺取的过程，或者写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经验，而一般不会去写普通百姓。这样的中国通史是“帝王将相史”。金庸表示，他将换一个角度，与以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历史观来写历史。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
金庸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战争和阶级斗争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和强盛，民族融合才是国家发展和强盛的动力。金庸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在湖南岳麓书院作“新世纪演讲”时曾经提出过“民族融合”的观点。那次演讲受到广泛的赞同，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他在整理《中国通史》的基础材料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实依据，可以佐证“民族融合”的历史观。文/本报驻浙记者万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