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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还有多少中国债主?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2日12:55 新民周刊

  撰稿/李泽旭

  花旗银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时,也许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真真假假的债主找上门来。

  2001年下半年,花旗银行在华机构称,仅手持各种凭证直接上门讨债的“近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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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100起”。其中99%被花旗银行认定为假冒、伪造,仅有一起讨债者提供了真凭实据。银行方面“不胜其烦”。

  尽管相当数量的债主都未得到确认,但许多人都听说过“‘花旗’旧债未了、债主不少”的传言。

  “花旗”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债主?

  旧债是否已结清?

  4月1日记者在京采访邵连华时,一位曹先生拿着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花旗”存单找到了邵连华。曹先生相信“久病成医”,邵连华多年与“花旗”打交道,他觉得邵连华能够帮助鉴定存单的真假。

  “还有三四笔与2.5亿美元凭证类似的‘花旗’存款凭证,现在我们认为也是真的。”邵连华说,这几笔存款凭证的制作思路、方式与金娣提供的凭证基本一样,样式大同小异。例如胡宗南的一笔存款凭证,由金属制造,也有金属盒。多数案例中的凭证都有花旗银行总裁头像。邵连华还说,与周西成同为桐梓系的军阀王家烈的儿子,手中有3亿美元“花旗”存款凭证,在美国同样遭到拒付。

  “那时兵荒马乱,许多军阀、军官、财主,地主,都把大笔的现金、金银珠宝存入被认为是‘国际保险箱’的外国银行。这些人有的已经死亡,有的遗失或损毁了凭证,这些存款就很难得到兑付了。”颜品忠教授告诉记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甘培根主编的《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存款户数和金额一直徘徊不前。从上海花旗银行来看,1933年1月它的存款户数是7800多户,存款金额为4600多万元;到1937年7月,储户不过上升为8400多户,存款5800多万元。而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花旗银行在华的存款户数和金额就突然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到1940年9月,3年时间里储户增长到18000多户,存款金额超过了5.5亿元。数据表明,许多中国人在战乱时期把钱存入了“花旗”等外资银行。

  “‘花旗’所有记录都很健全。”“花旗”中国区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力告诉本刊记者。“据‘花旗’统计,还有没有中国老储户、或有多少老储户未与‘花旗’结算存款呢?”对于记者的这一疑问,王力回答得迅速而干脆:“即使真有一些人持有存单,也应当去找中国银行,而不应当找花旗银行。”花旗银行中国区总部建议“那些认为其持有有效索偿依据的人与中国银行进行直接联系。中国银行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处理1949年之前所有外资银行在华债务的机构”。

  1979年,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收回中国被美国冻结的资产。《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中指出:此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还心有余悸,不少人不敢上报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据业内人士介绍,有关部门从美国花旗银行结算不过几千万元。

  何时才能清理账户?

  记者在辽宁找到了68岁的许宝琛老人。他说许家也有一笔“花旗“存款,虽然数额只有800大洋。

  许宝琛是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原副秘书长、辽宁省华侨律师协会原副会长。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家住在朝鲜,由于害怕战乱迁延,父母通过丹东的朋友在上海的花旗银行存入800大洋。当时这笔钱可在老家胶东地区买到10余亩良田。存款单据是一个纸质凭证,用汉字注明了许家当时在朝鲜所开的餐馆字号“双盛兴”,许宝琛父亲的名字许明经,以及许家住址:朝鲜平安北道云山郡北镇邑桥里。

  为了保险,凭证被放进房屋墙壁的夹层里。母亲还嘱咐子女,今后搬家时一定要提醒把凭证拿出来带上。当时许家有很多华人邻居,都与许家一样把钱存在了花旗银行。许宝琛一路数来,有邻居“通合居”餐馆老板于英璇,“东升商店”老板逄日灿,“同信商店”老板岳同信等,存款数目多为几百大洋。

  朝鲜光复前,日本侵略者禁止他们出入境,光复后由于种种限制也无法回国,后来花旗银行从中国撤出,到美国取回存款更是不可能。朝鲜战争爆发后,许家的房子被美军空投的汽油弹焚毁,凭证也随之付之一炬。

  多年后许宝琛回国了。由于没有凭证,一直没有向花旗银行讨回这笔存款。

  老人看到新华通讯社播发过这样一则消息:纳粹占领欧洲时许多人把钱存入瑞士银行。战争结束后,当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想取钱时,却因为缺乏详细的账户信息或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证明而被银行拒付。据统计,大约有2.1万个账户无人认领。

  2002年,一名带领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遇难者家属索要存在瑞士银行里存款的美国妇女格里塔·比尔第一个收到了个人赔偿款。比尔的父亲是一位罗马尼亚犹太商人,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比尔和她母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寻找她父亲的这笔钱,却一直没有结果。1998年,瑞士UBS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与美国犹太人组织达成协议,设立一个12.5亿美元的赔偿基金。

  许宝琛说:“中国的‘花旗存款’与之类似,能不能也有一个民间组织,由法律、历史、金融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来处理这些索偿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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