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一号文件规划出解决“三农”问题战略蓝图，其中重要一条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继“八小时重庆”之后，我市交通正进行着另一壮举——村村通公路。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直辖市，共有行政村16605个，其中至今不通公路的还有2230个。因此，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今年计划解决479个行政村的“通达”问题，235个乡、395个行政村的“

华南虎七喜进军笔记本 同方电脑掀动四月风暴 中国网络通俗歌手大赛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通畅”问题，将此作为全市交通工作的“重中之重”。

　　市交委人士形象打比方，“8小时重庆”是大动脉，村村通公路打通的则是支细血管和毛细血管。一脉不通周身不通，重庆公路交通要真正带动人民致富，两者缺一不可。

　　3月31日至4月6日，本报记者对部分区县的农村公路建设进行采访，去感受这一艰难而伟大的工程。

　　见闻

　　鲜血与真情浇筑乡村路

　　据介绍，要完成今年的村村通任务，需投入22亿元，建设资金以各区县为主。农村公路建设资金有限，很多时候要农民自愿投工投劳。农民在修路过程中的宽容、支持和理解，让人感动且心酸。

　　2000年11月11日，是涪陵大木乡坪上村三社65岁的共产党员吴大发永生难忘的日子。

　　为了修路，老人唤回了在广州打工的两个儿子。那天下午，两个儿子在悬崖上放了4包炸药开路，结果只响了3炮，两人以为那是哑炮，没在意就忙着抬石头。不料，半个多小时后“哑炮”响了，老二吴仁全被炸出百米开外，身体七零八落挂在树上，年仅22岁的他当时就断了气。老四吴仁雄头部被石头打出鸡蛋大的一个洞，鲜血淋漓。

　　吴大发哭过之后，埋了儿子接着修路。有人劝他：“儿子都没了，你还做什么？”他说，我不是为政府，而是为我自己和大木乡的后人做。或许是因为中年丧子的悲痛，老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苍老。“儿子修的路经过你家吗？”“不，还远得很。”老人站在渗过儿子鲜血的公路上，在夕阳的余辉里，目光淡然而平静。

　　为修路，原本就不富裕的村民不惜倾囊相助。巫山县鲁家村人均年收入仅1297元。村民丁庆珍的3个儿子在外打工，去年家中好不容易积蓄了3000多元，全捐出来修了路。

　　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也伸出援助之手。去年秋，涪陵实验中学高三学生游卫星听说家乡石门村要修路，主动在生活费上省下50元捐给家乡。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妹杨白林老人，为“一小时潼南”工程汇款2000元，并深情致信工程领导小组：我的祖籍是潼南，我已是八旬老人，只想为家乡建设尽一份力。

　　……

　　有了人民的热情支持，在我市着力构建“八小时重庆”交通主动脉之时，许多区县相继着手乡村公路建设，制订了“一小时潼南”、“两小时涪陵”、“两小时黔江”等奋斗目标。

　　背景

　　没路的痛苦 心酸的故事

　　主城区的人只有堵车的烦恼，感受不到没有路的痛苦。而在那些离重庆不过二三百公里的农村，有人至今没见过火车。在更远的地方，还有些事城里人闻所未闻。

　　在重庆最东边的国贫县巫山，我们听到一个令人心悸的故事。

　　巫山有个庙堂村，距县城120公里。1998年该村农妇吴祖香不小心被毒蛇咬了右小腿，毒性迅速蔓延。村里只有个平时给猪看看病的“土医生”。乡亲们想把吴抬到县卫生院急救，但没有路出村，若翻山越岭去，起码要一天时间，到时蛇毒攻心，只怕到医院也没用了。

　　眼看吴祖香渐渐昏迷，生命危在旦夕。不得已，“土医生”把吴祖香绑在一棵大树上，没有麻药，就用锯子活生生把她大腿中部以下锯掉，可怜吴祖香惨叫一声，当场昏死过去。如今吴已经45岁，不堪回首当年那一幕。

　　当地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不敢轻易来第二次。金坪乡是巫山最偏远、当地12个特困乡之一。2002年冬，一个体户开着农用车到金坪乡收猪，从泥巴路上颠簸到乡外，没有路进乡，9头猪用20多人抬上车。开到半路，车摔下悬崖，个体户捡回一条命，猪却死了8头。村支书说：“那以后，再也没有车进乡。”

　　或许国贫县巫山太遥远，可距重庆不过二三百公里的区县，没有路的故事竟也令人心酸。

　　2000年，荣昌许友村修通一条泥石路，4辆小货车开进村，村民们把汽车摸来看去，又站在车斗里蹦跳，终于有人忍不住发问：“这东西是怎么会动的呀？”

　　2002年，涪陵区一个叫山窝乡的小村庄动手修水泥路。该区交委人士下乡看路时，曾被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车，老人家颤巍巍告诉他们自己想搭车的理由：“这辈子没见过水泥路，带我去看看吧。”

　　反思

　　致富要修路更要找门路

　　空壳农村的阴影

　　此次采访中，我们一共到了5个县9个村镇，所到之处几乎看不到壮劳力，5个县的外出打工农民人数，都占农村人口的10%以上。农田里和修路现场只有“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的身影，这是“空壳农村”的普遍现象。

　　4月2日，艳阳下的涪陵白涛镇油坊村。一条正在修建的村道上有30多个村民在挖路搬石。放眼望去，基本都是妇女和老人。其中80岁的蔡素珍，是我们这次采访看到岁数最大的修路人。老人在太阳下挥动锄头，身材还没有锄把高。

　　老人告诉记者，她50岁的儿子在田里忙着插秧子，孙子到广州打工去了。

　　大足县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该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50来万人，其中80%是“386199”部队。据说有一年在农村架电线杆，竟然在当地找不到劳力来抬。

　　路通之后的迷茫

　　4月初，大足雍溪镇石宝村的通村公路开始搞硬化，从该村村民雷开华家门前经过的一段已经形成水泥路。雷的家是花3万多元盖起的两层砖楼，钱全是他在云南做水泥匠挣的。记者问他：“路修好了，还出去打工吗？”39岁的雷毫不犹豫地回答：“要哦。把秧子栽了，我就去云南。”“不是都有路了吗？想办法在家致富吧。”“呵呵，在家只有种地，打工挣的钱比种田多好几倍呢。”雷开华两眼望着远方，没有看脚下崭新的水泥路。

　　无独有偶，一位老党员盼20多年，盼到了路之后，也仍然决定远走他乡打工。

　　老党员叫朱承贵，是荣昌县最偏远、至今还不通电的许友村人。老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想修路。今年3月，他把自己在外打工9年攒的3万元钱捐出来，自己动手为村里修一条土路和乡里的干道连接。如今路就要通了，但57岁的朱承贵告诉记者，他还是准备4月中旬再到广州中山市干石匠。他两个儿子也在那边打工。毕竟，打工比种田挣钱多得多。

　　记者问他：“如果有了路大家还是要外出打工，那修路又有什么意义？”老人沉默一阵回答：“有路后人就有望。”

　　朱承贵没有把路将带来的希望放在自己这代人身上，因为家乡现在太穷，无法给他挣钱的机会。

　　一位县政府官员坦率地说：“有了路却没有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民还是不能富。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说说就能实现的，还要看当地先天的资源和后天投入，这是个涉及到全市乃至全国的大课题。”

　　大木成功的经验

　　涪陵区大木乡的成功验证了这个观点。大木原是涪陵最穷的乡。该村原来80%的村社不通公路。村里干部要传达信息只有骑摩托车挨家通知。全乡3800多人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

　　大木乡的高海拔原本适合种无公害蔬菜，但由于没有和外界相通的公路，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农民把菜担到县里要半天时间，再转到重庆盘溪市场，菜已烂掉半车。

　　从2000年起，大木乡连续5年每年新修公路152公里。现有水泥路23公里，实现村社全部通公路。路修好后，大木乡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准备逐步淘汰粮食和烤烟生产，重点发展蔬菜、药材、旅游。现在大木乡有3700亩高山无公害蔬菜，是全市无公害蔬菜基地，全乡有12万亩森林公园。

　　乡长告诉记者，全乡去年人平收入2012元，而2002年才1800元。眼看家乡有钱赚，大木现在在外打工的人已经回来300多人。而且还有邻近的乡镇村民来大木乡打工种菜，一天要挣20多元。

　　然而，大木只是这次采访中看到的个别例子，但还有很多村庄资源并不丰富，修路，只是农村致富的基本条件之一，路修通之后，靠什么来发展当地经济，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谢季宏（来源：重庆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