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德辉

　　1998年9月23日，宾县糖坊镇原农科村治保主任孙维富因本村发生侵财案去糖坊镇派出所报案，在指导员办公室与宾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三名刑警发生口角。孙维富说，他被三名刑警打伤。事发后，有关方面答应处理，可是近6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三名刑警从始至终不承认打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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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案被刑警打伤？

　　“治保主任本来是协助公安机关管理社会治安的，当时我去派出所报案，可是没想到，在派出所被县局（宾县公安局）刑警队的警察给打了，打完人后还不承认。”宾县糖坊镇原农科村治保主任孙维富每当回忆起6年前发生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窝囊。

　　14日，记者赶到宾县糖坊镇宾川村（撤乡并镇后农科村并入宾川村），尽管农科村并入宾川村，孙维富现在的身份依然是这个村的治保主任。当地村民普遍的反映是“孙维富在村里比较有威信，从村领导到群众们都比较信任他。”

　　1998年9月23日，正是秋收季节，村里发生一起侵财案件，一村民家的黄豆被另一村民偷着收割回来了，当时的村支书郇瑞江指派孙维富去糖坊镇派出所报案。谁知以后发生的事让郇瑞江也觉得“这事太想不到了，确实令人气愤。”

　　据孙维富介绍，他赶到派出所后，向“包片”领导时任该派出所教导员的于海发汇报了此案，当时于海发正在办案，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他进屋后，就坐在了于海发的办公椅上，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看起来，并翘起了二郎腿。“因为我经常来派出所汇报案子，加上治保主任的身份，到这里比较熟，所以比较随便点。”可他不知道，他的“随便”招致了别人的不满。

　　这时，在屋内三个着便装的年轻人（后得知是宾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刑警蔡小峰、聂乃文等人，随同当时的副大队长陈永权来糖坊镇调查一起案件），看见一个农民装束的人很放肆地坐在于教导员的座位上，便问：“你是哪儿的，干啥的？”孙回答：“你们管我是干啥的……”孙维富说：“当时他们也没有着装，我以为他们也是来派出所办事的，都是办事的，凭啥质问我？”双方的对话火药味越来越浓，随后，这三个人就冲了上来……

　　屋里发出的声音很快引起了注意，于海发和陈永权赶紧过来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口头谈妥三个条件？

　　孙维富说：“事发后，三名刑警不知去向，找不着了。当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永权听于海发介绍我是农科村的治保主任来派出所汇报案情时，也对我进行了安慰。”

　　据孙维富介绍，当时他的鼻子出血，眼睛红肿充血，脸也肿起来了，因于海发工作忙，让他自己先到医院处理一下。但到当地医院后没有找到大夫，他便回到了村里。

　　村支书郇瑞江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在村民孙桂珍家开会，得知情况后，郇瑞江也挺气愤，当时就给糖坊镇派出所教导员于海发打了电话，同时也向“包片”的政府干部糖坊镇常务副书记刘国军作了汇报，并让他来一趟，不一会儿，于海发、陈永权和刘国军相继赶到农科村。

　　一行人来到孙维富的家里，孙维富刚刚由村卫生所的大夫诊断完病情，脑部软骨组织挫伤、眼睛和脸部红肿，正在炕上打针。见到他们几人后，孙维富要求去哈市看病，因为他回到家后，发现咳血。陈永权等人对孙维富进行了安抚，于海发说，都是自家人，是场误会，别把事弄大了，也太严重，在村里卫生所看看得了。在当时的村支书郇瑞江在场的情况下，孙维富口头谈了三个条件，即打人的三名刑警来村委会赔礼道歉；在村卫生所看病的医疗费由宾县公安局刑警队负责；因当时正是秋收季节，孙维富被打不能亲自秋收，得雇工，秋收的费用也都由刑警队负责，总计约3000多元，陈永权也都同意了，当时没有形成正式书面协议。

　　事实上，如果事情果真按照谈妥的三个条件顺利进行，也就没有了以后的是是非非。可是，很长时间了，在家养病的孙维富依然没有等到任何消息。

　　在事发当年的10月中旬，他来到宾县公安局，找到陈永权，可陈永权的答复是：“经调查，三名刑警不承认打人，再说你也有毛病。所以我们不同意对你补偿。”

　　此后，孙维富又多次找到宾县公安局纪检部门、有关领导及宾县政法委反映情况，宾县政法委还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到糖坊镇进行协调，但是因为当时三名刑警始终不承认打人，再加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分歧太大，所以至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打没打人真相难解

　　14日，在宾川村，当时任农科村村支书、现任宾川村会计的郇瑞江向记者证实，当时确实是村里发生侵财案件，他派孙维富去派出所报案，而且侵财案件的当事人也受到法律制裁了。孙维富回村后，村委会成员正在一村民家开会，看到孙维富鼻子出血，左眼红肿充血，脸也肿了，后来发展到咳血，就让他赶紧找村卫生所大夫进行诊治。当天下午，糖坊镇派出所教导员于海发和宾县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陈永权以及镇常务副书记刘国军先后赶到，对孙维富进行了安抚，孙维富提出三个条件，双方都同意了。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原糖坊镇常务副书记刘国军，刘国军也向记者证实，当时他接到郇瑞江打的电话，说治保主任到派出所报案被刑警打了。他和于海发等人来到孙维富家，当时确实谈了三个条件，也都答应了。“当时我也挺气愤，本身村里有人违法，治保主任报案，怎么还被警察打了呢？实际上这三个条件并不高，但我不知道到现在还没解决，我以为早都完事了呢。”刘国军说。

　　14日，在宾县公安局，记者听到了已升任刑警大队教导员的陈永权的另一种说法。

　　他认为，孙维富本身存在毛病，用老百姓的话说“比较能‘装’”，再加上三名刑警都年轻气盛，所以发生了争执，只是用手往外推他，根本不可能打他。

　　那么为什么到村里去看孙维富呢？陈永权解释说，因为孙维富报案了，第一去问问案情，另外，孙维富说被警察打了，不管打没打，毕竟在派出所里和刑警队的人发生了争执，所以去看看，至于说当时谈妥的三个条件，根本没有的事。记者提出想见见当时的三名刑警，他说，其中一名在清理整顿非警务人员时被公安局辞退了，当时他是司机，另两名都没在。

　　16日，记者联系到了时任糖坊镇派出所指导员现任宾县宾安镇派出所指导员的于海发，他说，当时确实是孙来报案，他正在办案，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他听到争吵声后，出来看见刑警大队的三名刑警往外推孙，孙不服，他没看见刑警打人，也没看到孙受伤。下午他和陈永权到孙维富家，孙确实提出三个条件，至于答没答应，应该问陈永权。

　　警察确实有责任

　　15日，记者来到宾县政法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岫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实际上这事就是个误会，双方不认识，警察没有着装，孙维富感觉和派出所比较熟，所以也挺能“装”，三名警察在研究案情，问他是哪儿的，孙维富头不抬眼不睁，加上刑警年轻，所以双方撕扯起来了。三名刑警往外拽孙维富，孙维富不干。

　　“这事双方都存在问题，处理事情不冷静，尤其是刑警不冷静，在当时没有着装的情况下，如果对孙维富说，我们是警察，正在研究案情，就不能发生这件事了，后期我们经过调查，三名刑警不承认打人，尽管这样，作为刑警有毛病，不像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刑警的责任大一些。”张岫忠说。

　　据张岫忠介绍，事发后，陈永权和于海发等人到孙维富的家里进行了安抚。于海发说，都是自家人，在村卫生所看看得了，差一不二地给你点药费啥的，当时孙维富也都同意了，但后来不知为啥公安局没兑现，据他调查，是因为三名刑警不承认打人，再加上孙维富后来又要这个费要那个费，所以，这事就没处理明白。孙维富就多次找有关部门反映。后期，政法委和公安局商量，答应给孙维富2000元。记者问：“既然三名刑警不承认打人，为什么还要给孙维富2000元呢？”张岫忠说，孙维富总到有关部门反映，终归不是好事，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才决定给他2000元。

　　但为什么这2000元至今也没到位呢？张岫忠说，从1998年到现在，公安局换了几届领导，刑警队也换了领导，尤其是刑警队，新上任的队长不同意拿这笔钱，他说，警察不是因为执行公务而发生的一些事情，出事后单位不能承担费用，由自己负责。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导致了事情至今没解决，张岫忠说，2001年，他带着公安局纪检部门的负责人去糖坊镇，找孙维富调解，但因为在赔偿数额上发生了分歧，孙维富嫌公安局给出的数额小，不满意，最后不了了之。

　　6年来，孙维富为讨公道已多次跨进宾县公安局的大门。

　　（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