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下午，应安徽电视台之邀，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记者、有着“战地玫瑰”之称的闾丘露薇来到合肥，为媒体同行作了一场关于记者的职业素质的演讲。闾丘露薇身穿紫色短袖衫、牛仔裤，背着黑色休闲包，显得很年轻，只有那副不变的黑框眼镜让人一下想到那位身处险境从容自若的战地女记者。

　　演讲结束后，记者与闾丘露薇进行了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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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刘振

　　安徽商报：您本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来怎么去当了记者？

　　闾丘露薇：我小时爱打抱不平，总觉得有很多的不平事让记者一报道，问题就解决了。记得还是在小学时，有一次填志愿，我填的就是以后要当记者。1995年，我去了凤凰卫视。

　　安徽商报：当了记者后，您还是这种想法吗？

　　闾丘露薇：真正做了以后，就慢慢改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客观的报道。比如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时，我们采访伊拉克民众，很多人都义愤填膺，说要把美国人赶出去，过了几天，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很多伊拉克人欢呼跳跃，当时我正在北京办理第二次去伊拉克的签证，我在电视里看到这个画面，我很奇怪，我想我上次的报道错了吗？我想我一定要去那个广场看看。我去看了，那个广场很小，仅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样子。我问我的同事，同事说画面中是民众在沸腾、欢呼，欢呼的后面也有人忧心忡忡忡、冷眼旁观，只不过后者不是我的新闻对象。我说的是一个记者他看到了新闻的来源，他有主观判断、选择，过一段时间发现是错的，所以我从不评论，我想一个合格的记者把事实呈现给大家已经可以了。

　　安徽商报：您是第一个赴伊拉克战场的华人女记者，以您的勇气赢得观众和同行的敬佩，当时最危险的是什么时候？

　　闾丘露薇：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我就回不来了。那时我们特别忙，采访、发稿，整天就想这些事，对于是不是危险，已经没感觉了。很多人说我勇敢，我说我的摄影师才勇敢，他下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采访，我说我们去巴格达，他想都没想，就说我们走吧！在巴格达，他每天晚上一听到轰炸声就跑到露台上架机器等，不睡觉。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很清楚一个摄影师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责任感。去年5月，我在北京采访“非典”，对于那些医护人员，我尊重他们，他们没有逃避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记者也一样。

　　安徽商报：除了职业责任感之外，有没有物质上的刺激？

　　闾丘露薇：其实在香港，记者的收入处于中下水平，而且我们的工资也不和你具体的工作量挂钩。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但就是这样。在香港，记者非常敬业，他认为给他很多事情做，是给他机会，并不是为了钱才去抢新闻。

　　安徽商报：你被称为“把水均益比下去的女人”，对此有何看法？

　　闾丘露薇：我是第二次去伊拉克时，认识了水均益。与其把我和水均益比较，不如说是我们台与中央台的侧重点不同，水均益更多担当了分析家的角色，很少到下面去拍；我们更多地在拍现场，因为我们台要求每天都要有现场的画面，我们强调要有人在前方。我能看到的只是个体的细微的东西，但更大、更有影响的东西可能还要由后方告诉我。我们是报道性而非分析性，每个人的角色分得很清楚。

　　安徽商报：您采访了很多名人、政要，作为一名记者，您怎么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

　　闾丘露薇：一个采访中，记者的位置在哪里，观众是能看出来的。我想首先是自己要让自己平等地对待他，要做到保持自己而不是仰视他，对着政要采访和采访其他普通人其实没什么两样。不一样的只是你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你要让他知道你在问什么，你要让他知道你明白他的话。

　　安徽商报：您现在在香港大学读国际政治关系的硕士，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闾丘露薇：这些年接触国际政治的机会多，发觉自己不懂的也越来越多，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对记者来说，有的采访时机是突然出现的，如果你没有扎实的基础，机会就浪费了。我第三次去阿富汗，采访他们的国家安全顾问，正好我刚学了国家安全这门课，我感到我的提问提到了点子上，这个从对方的态度上能看出来。

　　安徽商报：您做记者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闾丘露薇：一个记者可能和一个外交官一样，有时候需要一些“外交辞令”，但不能说假话。

　　安徽商报：能说说您的家庭吗？

　　闾丘露薇：我离婚很多年了，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香港。

　　安徽商报：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工作？

　　闾丘露薇：工作得好，我可以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且工作得好，我自己也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