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测谎仪的争论已经演变为一个巨大的、不知何时才能停止震荡的漩涡。“不过测谎仪的确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恐吓工具，特别是如果被测试者相信测谎仪是有效的。”

　　□本报特约撰稿柯南

　　奇利科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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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谎仪不能区分真话和谎言。”美国能源部桑地亚国家实验室的高级科学家奇利科夫(Alan Zelicoff)曾经多次表达了这个观点，直到去年7月他从桑地亚国家实验室辞职。在那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奇利科夫一直是测谎仪的最激烈反对者，无论是在桑地亚国家实验室，还是能源部下属的任何研究机构中。

　　或许奇利科夫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指出了测谎仪的“皇帝新装”，但是能源部的官员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带领桑地亚国家实验室的一大群科学家抵制例行的测谎实验，他在各个媒体上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去年5月，当奇利科夫在《华盛顿邮报》再次发表批评测谎仪的文章后，能源部终于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被暂时禁止接触他本人开发的一个疾病监测软件。这是奇利科夫过去几年中因批评测谎仪而受到的最重的一次惩罚。两个月后，奇利科夫从桑地亚国家实验室辞职。

　　今年3月，奇利科夫首次公开了他因为受到能源部的压力而被迫辞职的详情。这一事件在科学界掀起了小小的波澜。自1999年以来，有关测谎仪的争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知何时才能停止震荡的漩涡。

　　李文和之后

　　1999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桩疑案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作为间谍窃取了关于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在被关押了9个月之后，法庭认定李文和并未从事间谍活动，而仅仅是对机密信息“处理不当”。

　　尽管李文和最终获得了自由，这一事件也导致能源部决定在其下属机构推行常规的测谎仪实验，包括其最著名的三个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和桑地亚国家实验室。这三个实验室的研究都涉及到包括核武器设计在内的各种敏感技术。

　　　能源部的这一决定很快就遭到了科学家的反对。反对者认为，测谎仪作为一种1920年代诞生的技术，它从来就没有得到可靠证据的支持。

　　“测谎仪的基本问题在于，它假定欺骗行为总是伴随着某些可测量的生理反应(呼吸、出汗和心率增加)，”美国科学家联盟(FAS)的安全问题专家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告诉《南方周末》，“然而这不是真的！不过测谎仪的确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恐吓工具，特别是如果被测试者相信测谎仪是有效的。”

　　反对测谎实验的科学家不愿被恐吓——不管能源部是否存在这种目的。根据1988年美国通过的一项法律，不得进行大规模的测谎试验，但政府雇员除外。因此，能源部下属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无法凭借法律拒绝测谎实验。但是能源部的科学家并没有放弃抗争，奇利科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每一个一年级的医科学生都知道，在测谎试验中测量的四种参数——血压、脉搏、出汗和呼吸频率——可以被无数种情绪所左右……但是无论哪本医学教科书都没有用任何方式把这些参数和一个人说谎的意图联系起来。”奇利科夫在2001年7月出版的《怀疑论调查者》杂志上指出。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几个月，美国科学院(NAS)的一个测谎仪问题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组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平息关于测谎仪问题愈演愈烈的争论。能源部拿出了86万美元作为研究经费。

　　主流看法

　　“检索科学文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欺骗行为没有独特的生理特征，而说谎与生理学之间联系很可能是不明确和易变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系教授墨菲(Kevin Murphy)告诉《南方周末》。

　　墨菲是美国科学院测谎仪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测谎仪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已经被使用了将近100年，且仍然没有什么理论能解释为什么测谎仪可以工作，或者解释在什么环境下它会工作得更好或者更坏。它所依赖的生理信号与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只有很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比随机猜测强，但是很难知道这是为什么。很明显，测谎仪恐吓一些人，这是它作为一种技术能够成功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不清楚，当被测试者没有被恐吓的时候，它是否还有帮助。”

　　事实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可以骗过测谎仪。反对测谎仪的人们常常举出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的例子。埃姆斯是一个著名的双重间谍，在1994年他被联邦调查局抓获之前，他一直利用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为前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提供情报，并且两次顺利通过测谎实验。“埃姆斯和其他类似案例提醒我们，测谎仪不总是可靠的，并且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失效了。”阿福特古德说。

　　作为两年多的研究成果，测谎仪问题委员会于200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测谎仪和谎言检测》的报告。墨菲认为，“NAS的报告是关于测谎仪争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代表了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最主流的看法。”

　　测谎仪的支持者经常会举出准确率百分数(通常在90%以上)来证明测谎仪的有效性。然而NAS在审查了测谎仪的有效性后指出，“测谎仪的有效性远高于随机猜测，但远低于完美程度。实验室研究所估算的有效性很可能被夸大了。”墨菲说。

　　“我们认为测谎仪的精确度不足以查出间谍，但它或许在刑事侦查上有用。”蓝德集团的数学家凯勒(Emmett Keeler)说。

　　但是能源部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份报告的结论。2003年4月，能源部发表了一项声明，决定缩小接受测谎试验的人群范围，那些有资格接触秘密信息的科学家仍然需要面对测谎仪。在声明中，能源部部长把防范恐怖分子作为使用测谎仪的一项理由：“作为这个国家核武器的管理者，能源部有义务使用最好的工具保护这些敏感信息。”

　　“认为测谎仪可能在反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主张之一，”墨菲反驳说，“危险恐怖分子嫌疑人很有可能在规避测谎方面受过训练和进行过实践，这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测谎仪在这些情况下是有用的。”

　　新的希望

　　就在传统的测谎仪遭到巨大的质疑时，一些研究者试图绕开这个障碍，寻找其他一些检测谎言的手段。“测谎仪使用非常古老的方法。如果人们找不到更好的检测谎言的方法，那才真的叫人惊奇呢。”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谢弗林(Richard Shiffrin)告诉《南方周末》。

　　这些新兴的“测谎”手段包括测量脑波、面部温度以及用磁共振成像直接探测大脑活动。神经学家法威尔(Lawrence Farwell)是较早迈出商业化步伐的研究者之一，几年前他在西雅图开办了名为“大脑指纹实验室”的公司，研究脑波测谎设备。

　　法威尔的新测谎仪的依据是所谓的“事件相关脑电位”(ERP)，尤其是其中所谓的300P波。1991年，法威尔发现300P波可能用来揭示出被测试者所隐瞒的知识。让被测试者观看一系列和犯罪或者恐怖活动有关的词组(例如从基地组织训练手册中摘录的)同时测量300P波，恐怖分子的脑波就可能和普通人不同。

　　美国国防部测谎仪研究所正在研究的一种眼追踪技术和法威尔的脑波测谎有类似之处。按照研究者的理论，当人们观看文字的时候，眼睛在较熟悉的文字上停留的时间更短。这样，通过追踪眼的运动，就能分辨出被测试者对某些敏感词汇是否熟悉。另外，测谎仪研究所还利用面部红外线成像检测谎言——说谎者面部某些区域会因为毛细血管舒张而温度升高。如果这项技术真的可行，那么它或许可能像体温检测仪那样大规模地进行检测。

　　更高级的方法使用了当今脑科学领域最有力的研究工具——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医疗系统大学的助理教授朗勒本(Daniel Langleben)用fMRI监测被测试者的大脑。朗勒本给每一位被测试者一张纸牌(梅花5)。如果被测试者欺骗说自己的纸牌不是梅花5，则可以得到20美元。结果朗勒本发现，每当被测试者说谎时，fMRI图显示他的大脑的两个特定区域会“亮”起来，而说实话的时候，点亮的只有一个区域。朗勒本承认，这一技术现在仍然处于“非常基础的研究，完全不接近实际应用”。

　　测谎的前途

　　目前，所有这些新的测谎技术都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尽管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采用其中的几种技术了。

　　“有一些有前途的研究，如使用脑波或(磁共振)成像技术探测谎言，但是眼下还没有足够的重复验证或公开发表的论文来评估方法的科学有效性。这些方法很可能在检查那些‘犯罪知识’——检查被测试者是否知道某些特殊的事实或者信息，而知道这些信息的只能是犯罪者——的时候被证明有用。”墨菲说。

　　那么在这些新的测谎技术中，哪些技术本身就是谎言呢？DNA测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鉴识科学领域，DNA测试是最能经得起科学考验的技术之一。

　　“DNA测试有很高的灵敏度和专一性，但是大多数的鉴识技术的科学依据和准确率都比人们所认为的低得多(包括指纹鉴定！)，”墨菲说，“对于一项鉴识技术的评估没有什么既定的标准，但是通常要求同时评估产生假阳性(例如把诚实的被测试者贴上说谎的标签)和假阴性(例如把说谎的被测试者贴上诚实的标签)的可能性，并且证实在一系列不同的情况下，这两种类型的错误发生的频率都很低。”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传统的测谎仪和其他一些鉴识技术仍然可能存在下去，但是越来越多的来自科学界的批评声音提醒人们，司空见惯的警匪片情节未必是正确的。仅在去年，《科学》杂志主编肯尼迪(Donald Kennedy)就两次撰写社论，讨论包括指纹、测谎仪在内的鉴识技术的科学性问题。上周出版的《自然》杂志的社论也指出，“如果这些测试的目的是恐吓，那么任何技术都能做到，只要让被测试者相信这种技术可行。但是如果目的是发现谎言，那么这种技术必须由坚实的研究所验证。”

　　“我认为测谎仪和其他‘测谎’技术可能会部分成功，但永远不会完全成功。每个案例都面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技术能探测‘谎言’，它只能探测那些常常与欺骗行为相关的生理变化。”阿福特古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