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斌／文 李文波／图婚姻调查价格不菲

　　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多打着“婚姻经济调查”招牌的小广告开始出现在街头甚至媒体上。这些广告内容都十分简单，紧随诸如“婚姻调查”、“婚姻经济调查”等文字后面的便是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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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民隐私权及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今天，这些调查广告的出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记者以受朋友委托调查婚外恋情为由，对部分婚姻调查机构进行了暗访。

　　“我们将通过专业的调查队伍和调查手段帮你探寻未知的答案，保护您的合法婚姻……”某婚姻调查所为了获得记者的信任，一开场便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

　　然而一说到收费问题，不少调查所都显得十分敏感，不愿直接说出收费标准。一位从事婚姻债务调查的老板告诉记者，委托人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定什么样的收费标准：如果要证明丈夫有外遇，收费标准为3000元；调查房产的收费标准要看到什么地方调查，人家收费多少他就收多少；到银行调查存款，他的价格不会比别人低；如果想要“捉奸捉双”的效果，只要出点“技术费”即可告知捉奸方法。

　　记者按照搜集的广告一路打探过去，大致摸清了眼下的“行情”：调查外遇收费3000元左右，调查财产及财产转移则需按标的值的10％收费。付款方式主要分以下三种：一是全额预付款；二是按50％～80％的比例预付款，事后再将余款付清；三是双方事先签订协议并按双方商定的步骤付款。

　　针对记者提出的价格太高难以接受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调查所都表示，这样的收费标准并不算高，因为调查过程中还需要“打点”各种关系，一单生意做下来“其实也赚不了几个钱”。经营利润颇为丰厚

　　为摸清婚姻调查的实际成本，记者与省会一家调查所取得了联系，并称不亲眼看到调查手段绝不“下单”。最后，对方终于答应派出一位名叫“三哥”的人为记者“露一手”。

　　在黄河路一家娱乐场所的门口，“三哥”指着一位出门后很快坐上一辆出租车的中年男子：“假定他就是我们要调查的那个有外遇的丈夫。”

　　“三哥”和记者拦了一辆出租车，不大一会儿便追上了该男子乘坐的出租车，跟着对方来到某小区一个单元楼下。在等待的过程中，“三哥”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在各项调查中，调查婚外情其实最简单了，因为委托人一般都会提供目标人的生活规律、工作地点、上下班时间及通信方式等资料，剩下的就是花些时间去盯梢和取证了。

　　过了约两个小时，该男子和一位年轻女子走出小区乘上出租车，最后进了金水路上的某家宾馆。“三哥”说：“看到了吧，就这么简单。”

　　记者粗略算了算，如此调查只需花上几十元的乘车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3000元酬劳，其投入产出比之大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客户以富裕女性为主

　　婚姻调查的市场到底有多大？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为其“埋单”？几乎所有的婚姻调查所都将此视为商业秘密不愿透露。

　　五一前的一天，记者在省会街头发现了一张写有“查婚外恋”字样的广告，便灵机一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写了上去。

　　很快就有“生意”送上门来———一位女士打来电话说，她怀疑丈夫已经变心并转移了财产，因此想搜集丈夫背叛自己的证据，目的是到离婚时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对记者开出的3000元“调查费”，她表示“绝对一分都不少给”。

　　没过多久，另一位女士也打来电话称，自己听说丈夫在外面“金屋藏娇”，但丈夫不承认。为了让记者尽快落实，她表示愿愿支付“加急费”。

　　10天下来，打电话咨询的竟有17人，其中要求调查的有13人，绝大多数为中年女性，她们都表示自己在价钱方面不会斤斤计较，看重的只是结果。

　　随后，记者亮明身份欲采访几家曾在报纸上打出广告的婚姻调查所，但均被对方婉言谢绝。对于记者掌握的情况，他们承认主要是那些较为富裕的女性在支撑着这个市场。新《婚姻法》催生市场

　　对目前出现的婚姻调查现象，社会各界反应不一。

　　郑州市民郑先生认为，婚姻调查的内容几乎都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如果任其泛滥下去，将会导致人人自危。

　　正在郑州火车站候车的商丘市民张女士则表示，作为一个妻子或丈夫，就应该对夫妻二人的财产享有知情权，而婚姻经济调查机构作为受害人授权的代理人，为维护当事人权益进行调查也是必需的。再说，打官司的原则也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对一般人而言，取证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证据，对无过错方来说就太不公平了。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婚姻调查所之所以会越来越多，实际上是新《婚姻法》催生了这一市场。新《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一方有重婚或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无过错的一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许多妇女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为了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便会想办法证明丈夫的过错，为了搜集证据，她们只能求助于民间的婚姻调查机构。

　　开达律师事务所主任郭新治称，新《婚姻法》尽管有关于无过错一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但对于如何采集证据却没有规定。由于法律对搜集证据的主体未作明确的规定，在当事人举证困难、法庭又出于客观原因不愿搜集证据的情况下，只有依靠社会力量来完成取证工作。

　　一位基层法院的法官还告诉记者，不少从事婚姻调查的人都是律师出身，而对于调查取得的证据，法官们也大多采取默认态度，因为在不少案子里这些证据都是唯一的证据，法庭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