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前乐于助人的老板被害两年之后，乡亲们集资20万元悬赏破案，从而引出法律话题：民间悬赏缉凶是否合法？出路何在？

　　好人遇害，众乡亲长跪痛哭

　　2002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上午，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杨垛村。49岁的郭香梅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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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丈夫的手机，但一直关机，与丈夫随行的会计郑秀君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郭香梅心中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丈夫是头天午饭后出门的，说要到市里办事，晚上回家吃饭。杨垛村离市区很近，不过十几公里，可是直到深夜，他仍没有任何消息，会不会被人绑架甚至谋财害命？

　　事实上，郑彦拴确实已经遇害！在郑州市嵩山南路与外环路交叉口向北约500米的地方，路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报了案。同行的郑秀君也惨遭杀害，但被害地点在数十公里之外，尸体和刚刚挂牌的本田轿车一起被抛弃在新密市与新郑市交界处的一条荒沟之中。

　　上午11点多钟，噩耗传来，郭香梅当即昏倒在地。杨垛村1000多位父老乡亲都放声痛哭：“郑老板是好人，是活菩萨啊……”

　　在乡亲们眼中，51岁的郑彦拴确实是一个“圣人”。他有头脑，有胆子，办起了一家又一家企业，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但他富了之后，没有忘记村里的乡亲，多年来不知资助了多少人发财致富。有人想办养鸡场，他不怕“同行是冤家”，反而出钱出技术；有人想办矿石加工厂，他一出手就是好几万，并鼓励说“希望你的厂子比我的更赚钱”；有人想买车跑货运，差多少钱都是他补上。

　　杨垛村共有200多户，到底有多少人家得到过郑彦拴的帮助，没有人统计过，但光找他借钱买车跑货运的就有几十户。如今，这些早期的“运输专业户”大都已经转行，办起了工厂。

　　在郑彦拴的遗像前面，乡亲们长哭不止。哭得最悲恸的是一个名叫郑建军的年轻人。事实上，郑建军并没有得到过郑彦拴经济上的资助，但在他的眼里，郑彦拴对他的恩情是千金万金都难以相比的。1998年父亲去世；1999年，母亲和妻子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郑建军连遭不幸，身边留下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在他的精神几乎要被击垮的时候，郑彦拴抛下手头繁忙的生意，领着乡亲们帮他料理了3场丧事。在郑彦拴的安慰和开导下，郑建军慢慢振作了精神，后来经郑彦拴指导，他做起了土石方工程，过上了好日子。

　　好人已逝，生前的一杯茶依然滚烫飘香

　　郑彦拴被害后，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成立了专案组，警方表示，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但两年时间过去了，案子的侦破仍然没有眉目。郭香梅渐渐失去了信心，而乡亲们的惦记却一日强过一日。这两年的春节，和郑彦拴活着的时候一样，大家伙儿在新年的第一天还是先到“郑大哥”家拜年。

　　今年正月二十四日，郑彦拴遇害已两周年。在这个让人心碎的日子里，郑建军越想心里越难受。破案希望似乎越来越小了，当年彦拴哥帮了那么多人，如今乡亲们就不能帮帮他吗？连续多日，郑建军的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为案子的侦破出点力？

　　3月1日晚上，郑建军在家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加爵，公安机关将对提供准确线索的公民给予2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我们也可以出钱破案啊！”郑建军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报答恩人的办法。

　　郑桐(化名)，某厂厂长。当年，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是郑彦拴出资金出技术支持他办起了工厂，如今每年的利润在10万元左右。两年来，他一直特别关心案子的进展。当郑建军说出自己的想法时，他脱口而出：“建军，我现在的日子比你好过。不管出多少钱，我认大头儿！我今天这个红火日子，还不都是郑老板给的，咱出多少钱也报答不了他的恩情……”

　　“你的厂子资金周转量大，外面还欠你不少账，不能让你一个人出太多钱。”郑建军提出，再找几位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乡亲商量一下，本着自愿的原则，能凑多少就凑多少。于是，两人当即列了一个名单，名单上全是受过郑彦拴直接资助的人。

　　第二天晚上，十几个人聚在郑建军家“开会”。听说要为悬赏金“集资”，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发言。第一个问题是悬赏金的数量。最先有人提出10万元，但当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认为太少，“至少也要20万元，要和公安部通缉马加爵的悬赏金一样多”。

　　悬赏金额最后被定为20万元，每个人出钱多少全凭自愿。结果，当晚初步认捐就超过了20万。

　　“集资”悬赏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整个杨垛村沸腾了。郑建军的家这下可热闹了，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责问：为什么不通知俺“开会”？俺日子是紧一点，但为了郑老板的事儿，说啥也要出份力。更多的人则成百上千地送钱上门，一些没有受过郑彦拴帮助的人也送来了钱。

　　俗话说：“人走茶凉”。而已经“走”了两年的郑彦拴，留下的一杯茶依然滚烫，依然香气扑鼻。

　　20万“民间悬赏”遭遇尴尬

　　几天后，郑建军来到郭香梅家。丈夫被害后，郭香梅早已将大小企业全部转手，在家尽心照顾两位体弱多病的老人。

　　听他讲完捐钱的事，郭香梅连连摆手：“彦拴走后，咱家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乡亲们帮忙，俺已经感激不尽。如今你们又弄这20万，这情太重，俺受不起、还不起啊！”

　　为慎重起见，郭香梅还给大儿子郑君贤打电话。郑君贤是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的民警。接到电话，他连夜赶回。

　　郑建军、郑桐几个人围着他，非要他收下20万悬赏金，用来奖励举报人。“公安机关一直在努力侦破这个案子，有没有这20万，公安局一样会竭尽全力的。”郑君贤解释道。

　　“这钱不是给公安局的，是给举报人的。有了这20万，说不定就会有人向公安局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任凭郑建军等人磨破嘴皮，郑君贤一家坚决不愿接受20万元悬赏金。郑建军等人决定掏钱在报纸上刊登悬赏广告。

　　3月8日，郑建军找到郑州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要求刊登悬赏广告，结果被拒绝，理由是“没有办理相关手续”。郑建军问需要什么手续，对方有点无奈地回答：“是啊，这种民间悬赏广告需要什么手续呢？反正没有手续，这广告是不能登的。”

　　郑建军又找到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希望警方能以某种权威的形式发布悬赏。警方表示十分为难：运用经济手段推动案子的侦破，是一件好事；但这种民间巨额悬赏，“名分”上不好说，公安机关无法介入，更无法发布什么悬赏公告。

　　最后，郑建军来到了郑州市公证处，公证处也犯了难：还真没有办理过这样的公证，法律上也找不到依据！

　　到底怎样才能将悬赏一事公布到社会上呢？有人建议，在郑州的公共场合张贴公告，但郑建军坚决不同意：这种牛皮癣类的小广告，没有几个人会去认真地看；即使看了，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4月21日见到记者时，郑建军依然愁眉紧锁：“我们是实心实意地想悬赏破案，为什么就这么难？只要有人能为破案提供直接线索，我们一定会支付这20万，决不会失言！”

　　郑建军已经奔波了一个多月。家里正在盖房子，他顾不上；生意也耽搁了不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勇敢地抛头露面，不顾个人安危。郑彦拴一案，不像劫财，因为轿车上的手机、价值4万余元的劳力士手表、1万余元现金等钱物都没有动。此案很可能是仇杀。既然是仇杀，那么为郑彦拴“复仇”的人就很有可能面临危险。

　　但是，为了证明悬赏的真实性，必须有人以真名实姓抛头露面，郑建军独自承担了这一切。他无所畏惧，自愿让记者公布他个人的一切情况，愿意让记者拍照。而为了保护乡亲们，他再三叮嘱记者：除了他本人，其他捐资的乡亲一律用化名！

　　“民间悬赏”出路何在

　　20万民间悬赏所遭遇的尴尬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思考。

　　悬赏本来是公安系统常用的一种推动案件侦破的手段。我国的悬赏侦破制度始于1983年的东北王宗、王宗纬兄弟的持枪杀人案。当时，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知情者。从此，我国的悬赏制度开始运用到司法活动的诸多方面，成为重特大案件的重要辅助手段。

　　近两年来，各种方式的民间悬赏(或叫私人悬赏)越来越多，但更多的是在纯粹的民事领域，很少用于刑事案件。与刑事无关的民间悬赏，对其争议较少；而为了推动刑事案件侦破的民间悬赏，却面临诸多尴尬。

　　第一个问题是：公民个人能否悬赏缉凶？换句话说，与刑事案件相关的民间悬赏是否合法？

　　记者请教了多位律师。律师们普遍认为：民间悬赏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邀约并承诺给予一定报酬的行为，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它不取代公安机关的法定侦查权，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保证民间悬赏的“可信度”和“效力”？

　　民间悬赏常会引起一些纠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刘刚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民间悬赏的一切程序包括悬赏的内容拟定、悬赏发布的形式和途径等均发生在民间，没有任何约束，一旦出现了纠纷，法院都为难。但另一方面，悬赏能够推动案子的侦破，是有积极意义的，应对民间悬赏行为进行引导甚至立法。他的设想是：悬赏人首先将悬赏金交给某个部门，然后持相关资金证明到媒体发布悬赏广告或由公安机关发布悬赏公告。

　　无论结果如何，这起中国目前金额最大的民间悬赏风波已引起法律界的普遍关注。

　　(稿源：今日女报)

　　(作者：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