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只要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好办？

　　20年前，受老校长匡亚明的感召，南京大学立志要在20年内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真是“气吞万里如虎”，可如今鸿鹄之志安在？想当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是连影子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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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还是缺钱。有了钱就可以请来世界第一流的大师。年薪十万美金不来，百万美金不来，给他一亿看他来不来？来，肯定来，而且把全部家当都带来，而且来了就不走，与我们革命师生打成一片，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学生也是一样，有了丰厚的助学金，他们就不去复旦，不去清华，北大也不去，专来投奔南大。

　　美国名校的名教授是养起来的，享受坐席教授的待遇。所谓坐席(chair)，就是富人捐款，设个基金，而此基金的收入就是教授薪金的一部或全部。当然，坐席大多以捐款人命名，具体做法由捐款人与校方协商而定。仅靠授课拿死工资很难过上小康生活——小康与小康是不一样的，教授的“小康”当然有别于其大众的“小康”。国内没有坐席教授，所以教授还要经常到外面客串，做项目什么的。这种现象比较奇怪，国内领养已经蔚然成风，街上的花草树木有人领养，动物园的凶猛动物有人领养。为什么教授反倒没有人领养？难道教授反倒不如花草，反倒不如四条腿的动物？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只要有了钱，世界上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清华便请来了数位已退或半退的诺贝尔奖得主。没有钱不行，至少是办不成大事；个人如此，学校也一样。但有些同志过于强调客观原因，一味羡慕北大、清华拿的资助多。但这不是绝对的，红军、解放军不曾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文军饷，最后不也照样夺取了全国胜利？

　　堂中各有三千客，明日报恩知是谁？

　　学校应该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学生。学生是学校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之下，还有比产品更重要的吗？“堂中各有三千客，明日报恩知是谁？”对美国的高等院校来说，学生中又应该以本科生为主。本科生是命，是亲儿子，要死保的是本科生，因为日后捐钱的大多是本科生。本科校友对母校比较有感情，到其他学校读研究生至多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养父或后母。

　　那么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本科生的质量如何，拿什么去衡量，拿什么去辨别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些本科生是否愿意并能够考取美国名校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此对美国大学做过一次摸底调查，调查结果登在该报2003年10月10日的周末版上。哈佛大学榜上名列第一，每年有21.4%的本科生考入名校的三大学院。

　　美国高校分两类，一类是私立大学，另一类是州立大学。州立大学也由州政府经济上给予帮助，但州政府并不过问学校的人事安排，联邦政府也完全不管(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教育、卫生和福利等问题主要由州政府负责)。有补贴就有优势，以2003年为例，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生的学费和其他各项开支加在一起高达3.8万美元，而州立大学中的名校仅为1.4万美元。但即便如此，美国家长仍然千方百计地要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中。两类学校中，私立大学的排名远高于州立大学。州立大学中排第一位的密歇根大学在全国院校中仅排第30名。加州大学共有5所分校，在加州的5座城市：加大伯克利分校、加大洛杉矶分校、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加大欧文分校和加大戴维斯分校。5所大学的升学比例分别是1.9%、1.3%、0.41%、0.39%和0.36%。5所大学都比不上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是所私立大学，与加大伯克利分校同在旧金山，但斯坦福大学排第四名，10.7%的本科毕业生进入名校三大学院，加大伯克利分校排名第41。

　　《华尔街日报》的排行榜也包括美国军校。军方的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卡特毕业于该校)跻身前50位，但已经排得比较靠后了，分别是34位和37位。军校毕业生主要是报考商学院。

　　我们注重精英吗？

　　就业履历或作者简介都不会提到父母，也不提国籍、肤色和种族，但一定会提到上的是什么大学，如果上过大学的话。如此一来，谁不想上名校？但名校在哪里？J.H.达尔惠森教授(J.H. Dalhusen)是荷兰人，先后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现在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律教授，同时身兼悉尼大学、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达尔惠森教授应该是见多识广了。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学生运动摧毁了这些国家大学的精英教育，只有美国才有世界一流大学和精英教育。

　　“没法教，欧洲的大学生没法教。”达尔惠森教授半开玩笑地抱怨道。为什么没法教？按达尔惠森教授的说法，“现在大学生的水平只相当于过去的高中生。”但今日之欧州也并非没有名校和精英文化。英国就有，英国有个说法，如果你不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那英语至少必须说得与牛津毕业的不相上下，否则绝没有机会当上英国首相。

　　不过即便达尔惠森教授说得不错，即便欧洲没有精英教育，平民化教育又有什么不好？难道这是件坏事吗？西欧许多国家的大学是免费教育，有时国家还要给学生发生活补助，所以大学生优哉游哉，陶冶心情，享受生活。现在有的西欧国家大学也开始收费，但这些措施是为了省钱，不是要创造精英教育。

　　强调办名校，实际上是推崇精英教育。推崇精英教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等级观念。但我们的大学注重精英吗？我们是真的注重精英，还是注重等级？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回答。鲁迅和钱钟书算不算精英？应该算吧。可两位在国内高校工作的似乎并不顺畅。北洋政府期间，鲁迅在高教部蛰伏，一干8年，居然不出问题。后来鲁迅去了广州，那是赤旗飞舞的广州，是气象万新的广州，中山大学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不到一年鲁迅便受不了啦，落荒而逃，一直逃到上海的租界内，才算是惊魂初定，能有立锥之地写他的杂文。钱钟书今日被捧得很高，但他当初在西南联大教书，连续聘都难，只好一路逃回上海，一头扎进租界，在租界内从事救亡图存的爱国工作。

　　都说鲁迅的骨头最硬，但中国骨头最硬的人为什么要住租界？如果没有租界，鲁迅的骨头还硬不硬？他还敢不敢说话？我想，如果没有西方国家法治的保护，别说是一个鲁迅，10个鲁迅也交给群众专政，让他们老老实实低头认罪。鲁迅的骨头再硬，还硬得过群众专政的铁拳吗？啊——你要讲法律，讲法律你鲁迅也跑不了，就把你交给那些酒肉法官去审。

　　不要说与美国比，与日本我们的大学都很难比。日本的许多教授都能用英语授课，尽管发音不好。外语不仅是个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学不学外语，不是崇洋媚外的问题，而是看一位教授是不是有大国沙文主义，是不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是井底之蛙的夜郎自大。反正美国名校法学院的教授都会一门外语，不一定是法语或德语，可以是汉语、日语，也可以是朝鲜语或越南语。“远行必有所获。”孔子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留学就是文化上的一次自我流放，学外语就是文化上的一次远足。按生物学的说法，这是一种杂交优势。

　　这样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名门该是杂交优势最明显的学校了。中国早已成功推行拼音，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名的英文却不用拼音的“Beijing”和“Qinghua”，非要用“Peking”和“Tsinghua”。以前中国的人名或地名用旧式拼法，与英文发音比较近，是移船就岸方便洋人。中国人民站起来后采用了全新的拼音，英文中提到中国的人名或地名时，不再怪腔怪调地发音。中国其他大学校名的英文已经改用拼音，西方人也已经改用拼音，但北大、清华不改，以示不同。我知道，北大、清华最讲爱国，最讲民族感情，但在校名的英文这个问题上，见不到两校半点的爱国之情，见不到两校的半点民族感情。可惜，“Peking”英文中也不是什么好词，“Peking”一词后加“ese”，就成了“Pekingese”。英文“Pekingese”是什么意思呢？是“哈巴狗”的意思。当然，“哈吧狗”并不等于爬儿狗，也不等于鲁迅笔下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北大有那么多的教授名流，有那么多跨世纪人才，为什么没有人指出来呢？这是名校的一个谜，一个悬念。吾人骨子里是霸气、匪气和俗气。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却还左顾右盼，到处乱跑，到处向丽人乱献殷勤。

　　“每经高处即回头”

　　国内教授的剽窃行为时有败露，南大一批中青年学者站出来了，联名发出倡议书，倡议同仁不要剽窃。露脸啊，南大真的有很多清流。其实是笑话！教授不得剽窃，还需要呼吁吗？剽窃败露，就应该扫地出门，而不是下不为例。对剽窃不是呼吁不呼吁的问题，而是严惩的问题。可怜啊，学生进大学之前没有被形形色色的考试所打垮，但进来之后，所谓的师长还要给他们最后一击——希望不是致命的一击。含莘茹苦的父母能放心吗？对自己后代不好的民族，是一个很坏的民族。

　　明明被阉割了，至少是性无能，但却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研究中、外房术，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研究伟哥服用几片效果最好。我们已经丧失了朴素的对错感，却还幻想着办世界一流大学。每一次说假话，每一次的言不由衷，都孕育着更大的灾难。目前我们谈法治尚早，我们还没有准备就绪。反封建也尚早，没有准备就绪。我们这里主要还是阉割与反阉割的问题。

　　早在1927年，鲁迅就谆谆嘱咐过我们：“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而时下的所谓学者名流，大多是炮制学术垃圾的学者。如果理科是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文科是花奴打鼓，这样的学科带头人再多，于学生何益，于民族何益？

　　民族的悲剧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屈从和口是心非中所铸就。连基本的真话都不敢讲，还要创办世界名校，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请问：你可能够用排水管作长笛，吹出一支小夜曲？(马雅可夫斯基，《你可能够》)

　　有朋友说，我们应该西学东进。欧风徐来可以振奋精神。听听，海涅向德国的教授、博导和学科带头人大声疾呼过：德国的诗人，请你颂扬德国的自由。但我认为，还是要当孙子。不是装孙子，而是诚心诚意地当孙子。不当孙子行吗？遇到人行横道线，你说“以人为本”，行人先过，那北京满城的汽车还不把你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