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女工桑润玲之死5000元的下岗生活费，她用生命去讨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

　　清晨6时30分，一支灵车队从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出发，开进了太原市永安殡仪馆……下岗女工桑润玲走上了她在这个世界最后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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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润玲所在单位———太原市蔬菜副食总公司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为她办完有关火化手续后悄悄离去。告别的时刻到了，亲属们大放悲声。一位亲戚哭着说：“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呢？他们不给你发下岗费，日子穷点咱也能过呀！你才50岁，以后的路还长啊……”

　　桑润玲，1954年生，生前是太原市蔬菜副食总公司（简称蔬菜公司）西山菜市场职工，被无故扣发20个月的下岗生活费。多方讨要无果后，她于2004年3月31日在蔬菜公司经理吕福巨面前服毒身亡。

　　当记者见到桑润玲的爱人赵建强时，那位下岗女工已经离去20天了。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一个简陋的“临建”院子，就是这对夫妇的家。按照旁人的说法，这房“是日本人那会儿盖的，土坯墙，连钉子都钉不住”。

　　50岁的赵建强目光呆滞，行动迟缓，头发零乱。前几年，他从西山煤电集团白家庄矿退休。姐姐赵引娣说：“他以前不是这样。两口子的性格都很开朗，日子穷点，他们还是养花养鸟养狗，过得挺有滋味。现在……全垮了。”

　　赵建强回忆说，春节前后，桑润玲四处上访，讨要自己的下岗生活费。出事前两天，她在家里经常整夜不睡觉，老念叨着“我30年的工龄，他们一句话就都没有了”。出事那天，她一早拎包出门，神情没什么反常，只说了一句“我去找蔬菜公司”。

　　赵建强没有想到，这竟是妻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下午五点半钟，我接到蔬菜公司的电话，说你爱人出事了。我心中一紧，担心身体不好的润玲上访时犯了病，急忙按电话里说的赶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没有人在这里抢救，中午收了个服毒的，已经不行了。我想，润玲不可能服毒，就打车去蔬菜公司，最后才知道服毒的就是……第二天，我才在医院的冰柜里见到润玲。”

　　赵建强说，这些天来，睁眼闭眼都是桑润玲躺在太平间冰柜里的情形。结婚将近30年，全家里里外外都是润玲操持，就连自己的头发都是妻子给理。

　　断断续续地说了半小时，赵建强终于忍不住泪水长流。这一哭，到采访结束都没有停止……

　　20个月领不到下岗生活费，谁克扣了她的“救命钱”

　　下岗生活费本来是国家发给职工的救命钱，最后却成了桑润玲的“要命钱”。

　　桑润玲1972年参加工作，1978年调到太原市蔬菜公司西山菜站，2001年调到西山菜市场，2002年下岗。

　　“是我把她从菜站调到菜市场的，本想帮她个忙，没想到害了她。”西山菜市场原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郭穆茜这样说。

　　2002年，为迎接建城2500周年，太原市实施大规模的市容“六项整治”，西山菜市场一部分面临拆迁。按照当地有关规定，被拆迁单位职工可下岗进入再就业中心，由政府发放下岗生活费。当年7月，桑润玲办了下岗手续。

　　2002年10月，一同下岗的职工都领到了下岗生活费，桑润玲和两名后调入的职工却两手空空。到了2003年，那两名职工的下岗生活费发了下来，只剩下桑润玲一个人没拿到。

　　桑润玲去问菜市场，得到的回答是“张经理不让发”，就连郭穆茜也无法解释。郭穆茜曾向张丽珍经理提出桑润玲的问题，并递上一个条子。张丽珍把条子夹在笔记本里：“以后再说吧。”此后半年，郭穆茜再也没有见过张丽珍。

　　事实上，自从2001年担任经理以来，张丽珍几乎就没有到菜市场上过班。

　　张丽珍曾任鼓楼菜市场经理，1997年在企业改制中落选。2001年，在蔬菜公司经理吕福巨提议下，张丽珍就任西山菜市场经理。

　　按照别人提供的手机号码，桑润玲小心翼翼地打过去。电话里，张丽珍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根本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桑润玲一下子懵了。她知道，自己的下岗表还是张经理签的字。如果连下岗生活费都拿不到，将来还不知有多少麻烦。

　　桑润玲拿着下岗证，把能找到的部门几乎找遍了。劳动部门的同志说，这笔钱已经分文不少地全部划拨到了西山菜市场。再就业服务中心看不下去，建议她去打官司，并答应提供法律援助。

　　不过，桑润玲还是相信“上级”，多次去找吕福巨。吕经理起初是答应“帮着说说”，后来又建议“给张丽珍说些好话”。再后来，他甚至对桑润玲说：“你爱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吧，西山菜市场的事我管不了。”

　　这么一拖就是20个月。20个月的下岗生活费加起来，足足有5000多元。桑润玲一家每月只靠丈夫600元退休金维持生活，刚工作的儿子也只能挣到300元，还要结婚成家……在桑润玲眼里，5000多元实在是一个大数目。

　　一次次的推诿，一次次的失望，终于把桑润玲逼上了绝路。

　　原来在鼓楼菜市场工作的杨作斌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天正在讨论一家菜市场开发拆迁的事，会场挺乱的。我不知道她（桑润玲）什么时候进的会议室，只看见她坐在吕经理旁边，好像要说什么，吕经理看上去不太高兴。”

　　没过多久，有人看到桑润玲口吐白沫，倒在桌上。在场的人七手八脚把桑润玲扶到两张并排的椅子上躺好，120急救中心的医生也赶到了。

　　医生问：“她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回答。

　　医生又问：“谁是这里的领导？”

　　还是没有人回答。

　　杨作斌注意到，吕福巨此时不见了。

　　蔬菜公司党委书记许峰可能是距离最近的目击者。那天，他和吕福巨一起坐在被称作“主席台”的第一排。拆迁户提意见的很多，许峰看到在场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做笔记，就出去找纸和笔。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座位已经被一个女同志占了，便找了一个旁边的位子坐下。

　　接下来，许峰隐约听到吕经理对那位女同志说：“你下去，以后再说。”再接下来，就听有人喊，“不好，她吐白沫了。”这位党委书记赶忙过去，招呼大家把那位女同志扶到椅子上。

　　“快翻她口袋！”有人出主意。

　　许峰从桑润玲的口袋里翻出几页信纸。

　　“先看最后一页！”又有人说。

　　许峰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桑润玲的署名和“同志们永别了”的字样。顿时，他觉得自己的头一下就大了。

　　在众人把桑润玲抬上救护车时，杨作斌翻看了遗书。他现在能够断续记得的，只有“我是西山菜市场职工，单位两年不给发工资……生活困难、走投无路……同志们，永别了”。

　　“偿命钱”26万，三份协议能代替责任吗

　　桑润玲出事后，许峰等人忙了整整一夜，初步安顿了家属。凌晨，听取汇报的太原市副市长韩儒英做出指示，由市政府派出调查组，由蔬菜公司为主负责善后。

　　随即，吕福巨被停职。

　　与曾经的推诿相比，蔬菜公司此时表现出难见的高效率。4月3日，三份协议放在了桑润玲亲属面前———西山菜市场发给一次性补偿金15万元，蔬菜公司给予4万元的困难补助和7万元的医疗费补助，加起来共有26万元。与桑润玲生前的要求相比，补偿和补助高出了50多倍。

　　但是，桑润玲再也看不到了。

　　三份协议都有同样的附带条件：“保证从此不再有任何家属、亲友以任何理由再向任何部门提出任何要求。”

　　虽然在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桑润玲的家属依然不满意。赵建强说：“给座金山，也换不回我爱人的命。只要吕福巨和张丽珍敢到桑润玲的灵前来一趟，我一分钱不要。”

　　赵建强的要求很简单：“谁逼死我爱人，追究谁的责任。”

　　直到今天，张丽珍也没有露过面。

　　同样不满意的，还有蔬菜公司系统的职工。他们认为，这是领导拿公家的钱封死者家属的口，保他们的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山菜市场很多不同寻常之处。

　　早在2002年，这家菜市场已经“托管”给一个据称是个体户的人，办起了一个超市。“托管”之前，经理张丽珍曾拿了一份协议草案让菜市场的副职们提意见。不过，当大家提出几条之后，就再不见了下文。

　　2003年5月，菜市场职工为退休问题开始上访，提出要看托管合同，上级部门派人来取。然而，“几乎在一眨眼间”，张丽珍的办公室就被盗了，合同丢失了。

　　按说合同应当一式三份，菜市场一份，蔬菜公司一份，乙方（超市）一份。菜市场那份“丢了”，公司那份“根本没见过”，只有从超市拿回一份。职工们说，只让他们看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以示“有这么个合同”，内容谁也不清楚。

　　超市开业之后，菜市场的职工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张丽珍。菜市场每月的劳资报表要加盖公章，张丽珍让“到超市去盖”。有职工问“为什么我们的公章要放到他们那里”，张答“这章我们也没有多少用处”。

　　尽管不久前已被免职，菜市场的工会章和党总支章至今还在郭穆茜手中，张丽珍也从来没有过问。

　　现在，碰上参加低保、家属入党外调，还会有职工来找郭穆茜盖章。郭穆茜很无奈：“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个组织吧。”

　　生活依然如故。下岗女工桑润玲之死，也许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淡忘。

　　声音:生命对于冷漠的鞭笞

　　李瑾

　　桑润玲死了，走得那样匆忙。对于她的死，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许有人认为她太不值得，就为了5000元，哪怕是家庭再困难，也不至于用命去换。或许有人会说她性格悲观，一点挫折就轻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无论怎样，一个生命就这样消逝了，终结得如此悲凉。

　　在这一悲剧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把桑润玲推上了死亡之路？不是讨要不来的5000元生活费，也不是长达20个月的艰难求告，而是那些原本可以轻易解决问题的领导无休止的冷漠。正是这种充满惨白和轻蔑的冷漠，彻底击碎了一个普通职工最后的心理防线，把奔走无门的桑润玲推向了死神。正是这种毫无理由的拖延与推诿，用冷漠的面孔和无情的薄言改变了一位善良女工的命运。

　　死亡终结了痛苦，死亡也换来了迟迟不到的公理。当更高级别的领导介入，曾经难死人的事情竟然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我们要问，难道只有死亡才能触动冷漠者的心？难道只有死亡才是对公理最为高声的诉求？

　　面对人生的冤屈，有些人忍了，有些人告了，桑润玲却选择了默默地走。我们应当明白，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每一位公民心中都要种下法治的种子，都要树立法律的信念，并且能够在法律的标尺得到同样的公正。女工桑润玲之死，是用自己的生命对那些冷漠者进行的最后鞭笞，等待着来自社会深处的善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