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有产业集聚的驱动、产业扩散的驱动、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的驱动、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驱动、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驱动、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驱动等六种。

　　产业集聚效应的驱动。在一些煤炭、铁矿、石油等矿产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主要依托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重化工工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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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同时发展上游供应性产业和下游加工性的产业以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受规模经济内在要求的驱动，必然会导致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或者生产它们的上下游产业产品的企业的集中连片布局，其结果是在集聚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些不同性质和规模不等的城镇，不同的城镇之间通过产业关联和其他一些经济联系而集聚成群。比较典型的如德国的鲁尔区、美国的五大湖区等城市群区域。

　　同样，在我国东北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的地区，形成了一批密集分布的工业城镇，这些城镇应区域资源的开发而建立，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和密切的联系，辽中南城市群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等的形成过程中，集聚经济的作用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产业扩散效应的驱动。产业扩散的驱动分为两种形式：主动扩散和被动扩散。主动扩散一般是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组织协调下进行，韩国的汉城城市圈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上海积极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向外围城镇扩散第二产业，促进周围城镇的发展和密切城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被动扩散是在城市产业集聚膨胀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集聚经济，是产业的扩散而形成的，世界上很多城市群，如美国五大湖区城市群、欧洲西部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中，被动扩散就起到了很大的驱动作用。当然，在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中，被动扩散和主动扩散经常同时存在同时进行。

　　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的驱动。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市场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的发展对城市群的形成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经济、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相应的传统产业，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由于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大量的不同规模的相同的产业、一系列的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等兴起会带动一定区域范围内大量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通过诸如产业关联等方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样凭借其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而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城市群。如美国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连绵带中的几个主要的中心城市波士顿、费城、纽约、巴尔的摩等都是大西洋沿岸或五大湖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们的兴起和都市带的形成与方便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种情形是相邻近的城市之间通过主轴线的联系而形成城市群。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状线路形成的网络，不同等级规模的城镇均可以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扩大它的腹地范围，增加它和邻近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各城市之间既可以借助网络中的主要发展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从而形成具有比较完善的城镇体系结构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城市群，为了加快城市群的发展，河南省政府关于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进行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港的建设，积极发展城市群内部的交通运输网络组织。

　　非物质性市场网络通过区域内外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区域城镇的发展和城镇之间分工更趋合理、密切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城市群形成的重要动力机制。城镇是区域的商业中心，要素资源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依托要素资源市场可以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城镇，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的流动形成了复杂的非物质性市场网络，通过市场网络可以将区域内的城镇连接在一起进而形成城市群，非物质性市场网络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就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驱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市场机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元，企业行为选择对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空间布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源动力则起源于企业。企业通过对诸如政策、劳动力、技术、生态环境等投资环境分析之后决定其区位指向，大量的企业共同的区位指向决定了城镇的兴起、发展、城镇之间联系的程度、城市化区域的发展。如果大量的企业向相邻近的城市及其城市区域之间集聚，则会因为城市化区域的扩大及其城市区域之间的联系紧密和功能互补而最终形成城市集聚。韩国汉城大城市圈的形成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国由于企业所有权的不同，决定了企业区位选择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资金和政策方面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受这些有利的投资环境的驱动，大量的企业迅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集聚，同时受到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了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等大中城市和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并且区域内众多的城镇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和密切的联系，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随着我国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会越来越大，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对城市群形成的驱动效应也会越来越大。

　　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驱动。在国外，政府对城市群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各种有利的区位环境和政策环境，即主要通过诸如相关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的培养等投资软硬环境的改革与完善来施加影响而进行的。通过产业政策或者其他相关政策引导企业的区位选择，共同制定相应的协调机制以协调城市之间产业的布局、城市的发展与布局、城市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线状网络组织的建设等活动而促使城市群的形成；或者通过核心城市的产业政策及其他配套政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活动最终促使相邻城市集结成群。韩国政府在汉城城市圈的形成中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与国外相比，我们政府干预的强度要大得多，其主要表现为：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决定城镇的设立及其区位；通过城镇集群所辖区域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来参与城市群的组成与管理；通过城镇集群内部不同城镇之间的政府部门或官方性质的协调机构来组织和协调集群的内部事务。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与推进，一些城镇密集的地域迅速向城市群的形式过渡，如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

　　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驱动。城市功能的集聚与扩散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功能的集聚导致了对城市空间的要求。具体地，城市诸功能的发展和集中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空间来适应，当原来的空间容量达到极限时，其功能会向城市的近远郊区和邻近的城市扩展，表现为城市功能的扩散，城市功能集聚与扩散的结果导致了城市群的形成。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我国，城市功能的集聚同样也导致了城市空间的迅速膨胀，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空间的迅速膨胀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不同的发展的阶段，形成城市群的动力机制会有所不同，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往往是几种动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一机制在不同的区域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时，未来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对城市群的形成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估则会对企业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政府在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之中将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正确的政策导向、行政、管理行为对城市群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对政府的行政行为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