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颁布十年来陕西省公民个人申请最大数额国家赔偿案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5月12日是《国家赔偿法》颁布十周年纪念日。在这段时间本报推出《汉中农妇欲索180万国家赔偿》系列报道，引起全国多家媒体关注。新浪网进行了转载，央视法制栏目也主动联系。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记者全方位地回顾了采访报道的全过程，参考咨询了部分法律专家，将该报道的六大焦点问题展示出来，以期促进本案的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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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一：勉县公安局110设置是否合理？

　　采访中记者获知，公安局110报警中心设在勉阳分局。而勉阳分局只管辖勉阳镇。110接到超出勉阳镇辖区的案件就需移交，给报警出警带来不便。尽管公安机关负责人解释：该报警中心暂设在勉阳分局，但它负担的是全县的报警责任。在“11·8”案件中由接警民警的行为暴露的问题已引起县局的重视，已改进作风和报警配置，而且很快会将报警中心移至县公安局，交将“120、110、122”服务电话“三合一”，切实为群众服务。

　　焦点二：农妇索赔之路还有多远？

　　赵红霞的起诉状中将赔偿金额定在180万，由于她在“11·8”案件中失去了3名亲人（母亲、丈夫、女儿），参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直接经济赔偿计算约为90万元，9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参考国内同类判例案件提出的。现在赵红霞只是提出行政赔偿诉讼，涉嫌玩忽职守的民警黄某罪名最终是否成立，都不影响赵的行政赔偿诉讼。现在因为巨额诉讼费赵的行政赔偿案件还未立案，因此索赔之路依然较远。

　　焦点三：见义勇为是一种义务还是权利？

　　送奶工陈顺琪在本案中的见义勇为行为对案件性质不会产生影响，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表彰和奖励，是一种不公。政府有关部门是等待个人和组织申报？还是应当主动了解或通过媒体报道？其实，见义勇为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有了这种行为而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和奖励更是一种权利。

　　焦点四：国家赔偿存在所谓“三难”何时不再难？

　　国家赔偿的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问题，在此次报道中体现在第一个问题“立案难”上。失去亲人和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赵被3万元诉讼费困住。按照勉县法院的说法赵可以申请诉讼的减缓免，但却迟迟不见动作。汉中农妇索赔案目前只是看到一些希望。

　　焦点五：国家赔偿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立法空白？

　　赵红霞在诉状中提出的9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在实际诉讼中可能得不到支持。在《国家赔偿法》中未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具体法律规定，只是具体法律实践中对个别判例有过象征性的精神损害赔偿。据了解，轰动一时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其最终只获几十元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未获支持。对于汉中农妇遭受的此类精神损害，法院是无动于衷还是应在判决中予以保护支持？仍是一个难题。

　　焦点六：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律师应如何取舍？

　　在汉中农妇索赔案中，为本案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数次往返于汉中和西安之间调查取证，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错过了一些收费不菲的案件。对于有社会效益案件各律师所全力支持，但由于代理费是律师及事务所惟一收入来源。此案件久拖不决，律师也会承受不起。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取舍平衡，是两位援助律师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的又一难题。

　　（本文部分观点由杨雄、陈玮两位本案援助律师提供，感谢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及该所主任赵力行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