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采供血途径传播艾滋病已基本得到控制，不良性行为、注射吸毒和母婴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这是吴仪副总理在今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美籍华人乌辛堃的镜头中，中国艾滋病传播的这种现状具化为两个活生生的人。

　　尽管仍有人对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计划表示异议，但针对“活生生”的高危人群的干预试点还是开展起来了。

TCL笔记本X200面世 同方万元服务器热销中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热门专业热招！

　　在中国西部城市西昌，乌辛堃记录了人们为此所作的努力。

　　耿贤：曾是“百万富翁”的农民

　　西昌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凉山州的面积只占四川省总面积的12%，却有相当庞大的艾滋病感染病例。茶马古道穿过此地。这里的人非常能吃苦，妇女能背着婴儿，走上1000多公里的山路，从昆明步行到西昌。

　　耿贤是一个不平凡的农民，他的父亲是一个乡干部，他18岁结婚后就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他曾经拥有过一家服装店，一辆长卡货运车和别的事业。10年前有过几十万元的家产，如果在现在，耿贤可以算是村里的“百万富翁”了。但是，从他对毒品产生好奇心开始，一切毁在旦夕。

　　像其他海洛因吸毒者一样，耿贤开始了醉生梦死的日子。他再也不想干活了，他变卖了家中和服装店的一切，妻子跟他离了婚，父母不再与他说话，孩子也为他感到羞耻。耿贤19岁的大孩子本来有机会被招为国家散打运动员，可是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他不能参加训练。耿贤无数次地要自杀，以减少家人的痛苦。

　　耿贤是因为共用针具而染上艾滋病的，幸亏他5年前与妻子离了婚，他的前妻没有受到感染。在中国，拥有针具不是犯法的行为，针具的价格不贵，可是买针具的钱往往是吸毒者不愿付出的，他们情愿多买一点点毒品也不情愿买新的针具。他们顶多是用热水把针具泡一泡、或用酒精抹一抹。

　　冯宗亮医生现在是西昌疾控中心(CDC)艾滋病感染者同伴教育项目的负责人。两年前，当冯医生刚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时，他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医生，他没有接受过关于艾滋病以及艾滋辅导的培训。当他检测到第一个HIV阳性病人时，他与病人对坐无言整整15分钟，只知道给病人递香烟。去年5月，冯医生告诉了耿贤他的检测结果后，他也只能静静地听着从隔壁传来的耿贤在电话里向前妻哭泣的声音。那时，冯医生只恨自己不够聪明、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耿贤的检测结果让他的前妻十分痛苦。虽然她与前夫已离婚5年多，但他们从未断绝来往。

　　在耿贤前妻的心中，这男人是自己18岁就嫁给了他，又有了两个孩子。这男人好好坏坏都是自己的。她作出了一个对她来说是十分正常的决定：回到耿贤身边去照顾他。“他现在得了这个病，要有个人在身边，我们孩子也大了，我们也是30多岁的人了。”

　　很多人因HIV而妻离子散，却罕有耿贤这样因感染HIV而重聚的人。

　　夏晨：年轻的资深“性工作者”

　　第一眼看见夏晨时，没有人能猜到她只有28岁，也猜不到她曾在学校里是个好学生。4岁时，她的父母离婚了，把她送给了曾祖父的一位朋友，夏晨叫他“祖祖”。“祖祖”将她养育成人，视如己出。17岁时，夏晨没有考上大专，她曾试图割腕自杀。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的朋友送给她一些免费的“烟”，告诉她抽了好睡觉。

　　夏晨发现这东西果然有效，可是当她了解其中的“奥秘”时，她已经上了瘾。而这时，“烟”也不再是免费的了。夏晨18岁开始卖身，离开了伤心的“祖祖”。

　　夏晨曾经过着这样的日子：每天一醒过来就注射毒品，然后出外找客人来供应她下一顿的海洛因。第二次注射后，昏睡一会，又再外出寻客。一天如是重复三五次，就这样过了9年。

　　“祖祖”对夏晨恩重如山，他一个月的全部收入只有300元的退休金。当年为了供夏晨上学，他请求回到单位看管大门，为多赚200元。可是200元只不过够买夏晨一天的海洛因需求量。每次夏晨回去看“祖祖”，“祖祖”就要烧一天的饭，吃完后他不让夏晨洗碗，而是自己撑着拐杖去洗。每当夏晨进了拘留所，“祖祖”一定每周瘸着脚去看望她。每当夏晨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她总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虽然夏晨从不向“祖祖”提起她的“工作”，但“祖祖”心里有数，“祖祖”总说：“你去摆个地摊吧，一个月也可以攒四五百块，那也不错吧！”

　　西昌疾控中心(CDC)吸毒者同伴教育项目负责人姜正清医生还记得她第一次遇见夏晨的情景。当时夏晨在拘留所里，她和其他27人被关在一间房间内，她的毒瘾上来了，喊着闹着要出去，她把自己的手指放在门缝里抠，用门把手指夹破，满身是血。

　　几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这次是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伴教育课堂上。这时的夏晨不再是个血人儿，但她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表情。夏晨满心以为这种性工作者同伴教育是公安局设的陷阱，可是她想要领取那50元的“误工费”，这样她不得不坐在

　　这个课堂上。姜医生一直无条件地接纳和容忍她，最终感动了她。夏晨一直记得姜医生对她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坏习惯，有人爱抽烟，你爱吸毒；在我眼里，你跟别人毫无分别。”夏晨知道吸毒是绝不能与抽烟相比的，但姜医生的话让她一生难忘。

　　正在被改变的命运

　　海洛因非常“便宜”，你只需要付出你的家产和生命。耿贤和夏晨都亲眼见过不少因吸毒而死于非命的人：一个超量服毒死在天桥底下，一个在阳台上用自己的裤子上吊，一个在卧室里自焚，还有很多死于掺了杂质的毒品。

　　耿贤和夏晨互不相识，只是同样受到毒品的伤害和艾滋病的威胁，他们都在干预高危人群行为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正在发生改变。

　　国家为预防艾滋病的扩散，正在开展美沙酮替代疗法和清洁针剂交换的试点计划。针具交换项目是由国际民间组织中英项目和云南戴托普戒毒中心的帮助下开展的，西昌的成功经验吸引了广西、云南、新疆等地方的官员前来学习。而美沙酮试点计划刚刚开始在西昌实施，有上百人正在试用这种存在争议的方法。在西部，虽然经济比较落后，但在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上比国内大都市先行一步。

　　凉山州的副州长刘焰说，抗击艾滋病是她首要的职务。这位充满活力、脸上虽没带半点粉饰、却又穿着高雅的女士不是纸上谈兵，她和当地疾控中心的主任们一起到北京请命，争取在西昌开展美沙酮试点计划。目前全国共有8个试点地区，只有两个已经在实施中，西昌是其中的一个。

　　完全戒掉海洛因是非常困难的事，90%以上的戒毒者最终失败。美沙酮能减低吸毒者对海洛因的依赖，大大增加戒毒的成功率。但由于目前这种海洛因替代品完全从美国进口，价格昂贵，数量有限，所以这个项目的受惠者必须经过选择。耿贤和夏晨就是美沙酮试点计划的受惠者。

　　50元与信任

　　“祖祖”是在2003年2月14日那天过世的。邻居们告诉夏晨，“祖祖”已等了她3天，临终前的最后半天，终于等到她从西昌回来。

　　夏晨一面揉着“祖祖”的两条坏腿，一面回想着跟“祖祖”一起生活的日子。现在，“祖祖”半醒半睡，半清半迷。“你收起工厂的抚恤金，好好过日子。”“祖祖”在梦里说，他快要去见家里人了。夏晨知道“祖祖”老人家想土葬、怕火葬，可是“祖祖”为了给夏晨省饯，情愿把自己火化。

　　“祖祖”叫夏晨去躺一会，夏晨不肯。“祖祖”也没多说，笑了笑，闭上了眼晴。夏晨钻进被窝，抱住“祖祖”渐渐变僵变冷的身体，也睡了。这是夏晨最后一次睡在“祖祖”的房间里，当屋主过世后，政府要收回房子。

　　夏晨收到了4000元抚恤金，她为“祖祖”买了一座坟。

　　夏晨为自己准备了一克海洛因，她知道这些海洛因足够带她“回到”“祖祖”的“家”。可是她还是想去见姜医生一面，一年多来，姜医生不断地照顾关怀她，疾病控制中心里的人也成了她的朋友。有时候她没去参加小组的活动，姜医生还要开车满街去找她。夏晨想跟他们道别。

　　姜医生发现夏晨那天迟到了，而且一见到她就发现她有点不对劲。夏晨喃喃地说自己要早点走，因为家里有事，“祖祖”过世了。姜医生明白“祖祖”对夏晨有多重要，马上签了张纸条，叫她去领50元的“误工费”，然后说：“回家去吧。”

　　“误工费”，50元，虽然不多，但却是夏晨一生中得到过的最宝贵的礼物。以前她撒过不少的谎想在这些医生身上骗点钱，但医生们却这样完全地信任她。就是这50元钱叫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组长与荷花

　　小组如今夏晨正在努力地通过参加互助教育活动和使用美沙酮替代毒品的方法走出过去痛苦的生活。夏晨现在是一个同伴教育小组的组长，这小组有40多人，都是她叫来的。

　　姜医生感到她真是个可造之才，邀请她去参加在成都的一次培训。从西昌坐火车到成都虽然只不过是几小时的路程，但对夏晨来说，这次出行终于满足了她看看世界的心愿。在那一周中，她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医生和培训的教师。没有人因为她的身份而小看她，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9年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平常人。

　　耿贤夫妻两人搬进了他父母家里的一间小屋里，他也开始使用美沙酮减毒，父母跟他的关系也逐渐改变。

　　耿贤是荷花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冯医生和感染者们合作建立起来的感染者互助组织，成立不到一年时间。荷花小组每周聚会一次，小组里有24名HIV感染者成员，冯医生鼓励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互相支持。他们自己给小组取了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特性，他们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迈出毒品的污染。成员们在小组里讨论的往往离不了解决生活困境的话题。冯医生与中心的主任们决定作一个新的尝试，他们在中英项目的运作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无息贷款，借给耿贤家6头羊，辅助脱贫。这主意源于另一个中英项目的工作——在距离西昌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外的昭觉县，有一个叫做“借猪还猪”的项目，23名HIV阳性的农民各借得一头猪饲养一年，第二年还回一头小猪。

　　国外民间组织对西昌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资助到明年的7月就将终止，但姜医生和冯医生的工作不会停止，他们说，就算没钱也会作为志愿者来为帮助像夏晨像耿贤这样的人工作。(文中戒毒者均为化名)

　　乌辛堃是一位自由电视制作人，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他和几个朋友建立起了“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和对艾滋病人的帮助项目募集资金。

　　今年3月31日，乌辛堃和他的两个美国搭档来到四川西昌，拍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他们“意外”地发现，“当地政府、疾控中心的医生们做了那么有效的工作”，医生们在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中所做的努力让他们感动。

　　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下：“我刚与一名吸毒者和一名性工作者相处了一周。

　　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要花精力和金钱在他们这类人身上，是浪费。我想假如我是无知的，那些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们一定比我愚蠢得多。因为他们花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为这些社会‘败类’工作，但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耐心与爱心，我才能与您分享这些动人的故事。”

　　作者：选稿: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