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辞官以后

　　有这样一群人：曾经，他们掌握着令许多人羡慕的权力；后来，他们做出了引发强烈关注的选择；如今，他们品尝到 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

　　A.“我把办公室布置得和原来一个风格”

　　广东某集团副总(原南方某市官员)

　　我是去年3月份离的岗。和其他弃政从商的官员一样，当时我酝酿了很久，而且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通过审批。离开 前几个月，我就着手自己的交接班工作了，只是新任领导一直没定，所以等了那么久才走。

　　我觉得媒体对我们这些所谓的“下海官员”炒作有些过火，包括什么人脉关系、经济利益。其实我们只是从一个行业 到了另一个行业。作为我自己，则是个人需要一种新的尝试、一个新的体验，或者说一个给我发展的新空间吧。因为我是早有 这个愿望的，现在可以说正在实现自己的愿望。

　　刚从政府出来的时候，先是要适应新的工作。从自己的角度讲，毕竟换了一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嘛。但我现在的 工作与我刚进入政府头几年的工作还有一定联系，都是跟土地有关。再说，已经准备了一年了，而且我以前也看了很多关于这 方面的书，可以说，心理上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感觉，我还是很快就适应了这份新工作。

　　至于变化，我想主要的变化还是在具体工作上。其实当政府领导和当企业领导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上下级关系的处 理、工作的统筹规划和人员的授权分配等等，都要求你考虑得非常细致。而相对机关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商业集团，你更多 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调动手下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效益和价值。

　　日常生活？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还和原来一样。连办公室我都布置得和原来的一个风格，这样我可以更好地适应环 境。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感觉就是应酬少了。我还年轻，现在工作热情一直能保持在一个很高的势头，毕竟，有这 样一个大的舞台供你去发展，去尝试，这是个很让人兴奋的事情。

　　坎坷和困难，我不便多说，因为我还没有在这里做多长时间，还谈不上坎坷。反正请媒体不要过多关注我，这样我的 困难就会少一些。

　　B.“爱人专门过来为我烧菜”

　　重庆某集团经理(原浙江某地官员)

　　当时我是下了不小的决心才做出辞官的决定的，前前后后我思考了很多。而且这种事情一出来马上就有很多人关注， 所以我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我也给自己下了命令：“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了，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最好，而且 是没有退路的最好。”不然对不起我的政府和那里的人民，也对不起培养我的公司。

　　现在我的生活变化很大，个人压力也很大。我从原来一个纯正的官员到现在成了一个纯正的商人，的确用了一段时间 去适应。大概过了6个月我才找到感觉，可以熟练地工作。我原来在浙江做官，应该说还是蛮舒服的，现在一下子到了这么远 的地方，难免各方面都有些不适应。

　　你要举例子？也有，比如这里的菜都很辣，我们南方人不太吃辣，所以我要在家里自己烧着吃。于是我爱人把工作辞 掉，然后过来专门为我烧菜。为了我的事业，我爱人都过来专职做一个家庭主妇，你说我能不好好干吗？其实因为工作太忙， 我也没什么机会在家吃饭。再就是这里的气候，夏天时候太热，有些让人受不了。不过，我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为了 事业，这些也无所谓了。

　　我的性格其实是属于比较直的那一种，所以不太善于交际，可能还真的不适合官场。我也没有想要升官的愿望，而且 还有很多烦心的事，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和做官比较，现在我感觉自己能力得到了更大的体现。

　　对我来说，从商带来更多的成就感。我从小就比较敢闯，这也造就了我敢打敢拼的性格。我想，现在我还年轻，这个 企业正好给我一个发挥才能的空间，对此，我很感谢公司。

　　应该说，我现在已经走在成功的路上了。

　　C.“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人帮你了”

　　北京某公司总裁(原国务院某办官员)

　　我的梦想就是我所从事的产业作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产业，这也是我弃政从商的唯一理由。这么些时间下来，我有了 些体会：第一是我有失落感；其次，我也有所得。

　　怎么叫失落感呢？做宏观的东西总是很精彩，一跟别人讨论问题，你可以说那个地方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跟谁都 会发生联系，而且发生联系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人，你会觉得很过瘾。但是做企业不一样了，做企业你要往下沉，所谓柴米油 盐酱醋茶，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去接触。而一旦你花时间去接触什么业务整合、市场销售，或者财务管理这些事情，你就没有更 多的精力去搞战略研究宏观研究。所以在这个转型当中，说实在的，我有一种失落感，就感觉到好像没有原来过瘾。

　　所得是什么？研究宏观的把握总是一些虚的东西，总是比较空的东西，它不能落到很具体。但是做企业的话，这个企 业发展的方向、这个企业很具体的投资和收入的控制，你是可以把握的。做企业很重要的一条，对一个人来讲应该非常有帮助 的就是，它教育你去认真做一些执行的工作，而不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或者纸面的东西。

　　对我来讲，最大的难处就在于价值观的转换，我觉得很有挑战。在政府里头做事情，老想帮着企业怎样给它发展起来 ，帮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政策的障碍或是其它一些障碍帮着解决。但是出来做企业以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人帮你了，你要靠 自己去做的。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企业整个的掌控把握要靠你自己，你不能去完全服务于一个公共的价值，而要完完全 全按照这个企业自己的利益去把握。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跟以前做政府官员那种价值取向其实是很不同的，所以这个 角色转换里头冲突其实很大。

　　本刊记者杨景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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